第102章 文学的力量——与《陕西日报》记者张立的对话（第4/4页）

　　以我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尚不能急，更不可泼冷水，需要等待，因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部好作品的出现，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规律去循蹈。至于几位所谓重量级是否有“震慑”的遗患，我以为不过是调皮话而已。

　　记者院有人说袁当年的那个陈忠实如果不走进陕西作家协会袁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辉煌和成就遥 请您谈谈个人理解遥

　　陈忠实：这个纯粹涉及我个人创作的问题，又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不仅始料未及，此前似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当年”这个时间概念，在我判断应该在进入陕西作家协会之前。我是1982年冬天调进来的。“当年”即应是此前一段。在我看来进入作协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安排了，即所谓专业创作的实质。此前我在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和文化馆都挂着行政职务。那时区委的张书记是很关护我的创作的，他亲自当众宣布，让我只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我从那时到现在都一直感动着。进入省作协之前的“当年”，我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的创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还是充裕的。我仍然参与区里的中心工作。西安郊区农村推行“责任制”的1982年春天，我到渭河边的一个乡里住了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奔跑在渭河滩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有时深夜才回到下乡“知青”返城后遗下的屋里。1982年所写的一组反映农村生活变革的短篇小说，即是这次下乡参与生活变革的收获。那时我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状态颇为满足，对进入省作协不是太急切。因为此前的1981年，省作协党组已决定调我到专业创作组，只是因为行政辖属的绊磕没有调成，我也基本泰然地顺其自然。

　　一年多后调入省作协，几乎同时我就做出决定，回归老家。自从1964年离开老家村子，我变换过几种单位和职业，按那个时候的规矩，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必须回到供职单位，直到在文化局文化馆工作都如此一贯制下来。我做出回归老家的理由有这样几点，珍惜难得的时间支配的自主权，可以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我在新时期形成的青年作家群里年龄偏大，又遇到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就有紧迫感；我在乡村工作整整20年，很想安静地坐下来，回嚼我的乡村生活体验和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也很想认真读书，一些过去被禁的名家名著，需要领略，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进一步清除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视野的狭窄和偏见；躲开热闹，也躲开文坛不可或缺的叽叽咕咕是是非非，保持思考所必具的沉静的心境，把精力和用心专注到思维和探索上，不至于空耗了。这样，我在乡下居住的老屋生活了10年，从短篇、中篇写作到《白鹿原》长篇的完成。

　　如果继续在文化馆待着而不进省作协，我不知道会循怎样的创作道路发展过来。因为人生只能就已有的过程论说得失，任何“如果”的假设既不可靠，也无依据。

　　我感慨自己在“当年”做出了一个起码切合我实际的回家的决定。我依然怀恋那10年在乡村捅着火炉吃着烤馍和农民乡党下棋的日子……没有上帝，自己拯救自己。

　　2005.3.26 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