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2/5页）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 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

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 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不赞成者，随败军去了台湾，或流往香港。据说多数留下来的人，还是喜悦、欢迎，乃至于充满希望。然而接下来，先先后后，都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复杂过程。丢弃原先的谋生方式、惯用的语言，缓慢或迅速地学习做一个新人，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一两年后，从台湾过来的特工，一张嘴说话，就要露馅，因为不知不觉地，他依然使用变新人之前的惯用汉语。在一个重造身份、改变词语的新社会，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国也常使用“人民”一词。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从此站起来”；它是美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不少“移民文学”，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通常是女性。她们书写和分享一个脱胎换骨、转变角色的挣扎过程。这些文字毫无例外指向某个相似的最后造型。也就是说，从此拥有崭新的自我。从一条河，跨入另一条河。

我已归化入籍，成为美国人。今年就是我到达美国的第30个年头。可是对我来说，这国家变得非常陌生。究竟为何如此，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我在美国盘桓的岁月，占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地点或时刻与这片空旷的北美大陆有所关联，这让我特别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着爷爷的担架，和那一列几乎挤不上去的绿皮火车。

独一无二的美国，追求幸福，写进宪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无数巨型的购物中心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停车场，星星点点，布满绿色的郊区。在阳光明媚的星期日，购物者们推着小车，神情专注，如同从事一项辛苦的工作。这儿的幸福，超越时空与嘈杂，带有笔直的逻辑性。美国岁月光滑而且重复，像排列齐整的路标，通向下一个加油站，省略所有的记忆或伤痛。

在欧洲中部，有一个很小的国家，首都叫布拉迪斯拉发。说老实话，那城市不很漂亮。可是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像岸上的枯枝，插在我隐隐作痛的心口上。河水有些混浊，但是水面宽阔、平坦，这是著名的多瑙河。不远处有长途车站，每小时一班，去维也纳，车程一个小时。穿过略为破旧的铁桥，沿河走一小段路，然后是荒草绵延、一望无际、温暖、凄凉、几乎透明的绿色旷野。我这辈子最难忘、可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就与这段路程相关。有时我闭上眼，觉得她还坐在那趟车上。

分手前最后几秒，犹如漫漫一生。也是长途车站，新年前一个深夜。她撇了嘴，大眼眶里涌出泪水。我紧紧搂着她，但终于把她推开，推上车子。心慢慢撕裂。今生今世，无法愈合。活了40多岁，才尝到这种滋味。车开了，远了，看不见了。从第一次相遇，我们便开始分手，一直分了两年。与之相比，我在美国一些年里的挫折和寂寞，无聊至极，微不足道。然而痛苦亦是一声召唤。我和她折返来回，从布拉迪斯拉发到维也纳，后来到柏林，荒草坡、河岸上的欲望、冬夜里的车站、多瑙河的蓝色和灰绿色，和分开后漫无边际的锥心之痛，让我看清自己生命旅程的一个圆心。正如1927年的我爷爷，在缓缓流淌的长江上，看见自己未来的使命。

我在寻找一张新的爱情版图，或者称为爱的制度。比如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在我的地图上，给那片土地涂上一层灰白。因为爱是空气、土壤、能量，如同大自然的生态，可以迅速枯竭，也可能绵延许久。这东西无形无状，可是如果经历过，就能够辨认出来。“哀莫大于心死”，这话可以概括一片地域、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