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第2/3页）

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在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许还有其他我没去过的国家，文化枯竭、萎缩了，语言丢失了原先依稀留存的优美。对于无数未及时转弯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没有改善，却是大幅度倒退、恶化。在东欧总能找到女性交谈对象，因为她们和我有共同的渴望：重新发现自由。

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1991年夏天之后，有人宣布自由的胜利。他们是唯物论者，信仰物质的无限增长，崇尚强悍无情的经济决定论；一切妨碍经济进步的不识时务者、不幸者们，活该用扫帚一挥，扫入角落。

但是我懒得抗议。生活有自身的重心和方向。每次遇到亮晶晶的一双大眼，听见哇啦哇啦的脆嗓音，看着冷风吹散她的头发，我心里会生出全新的、温柔的希望，想象有一天她变成快乐的母亲。她的一切琐碎、无知，都让我心花怒放。因为她是神秘的、大地的阴性造物，拥有我永远不能领会的睿智和力量。我做好准备，在几天后被她抛弃，然后长久地怀念她。或者奇迹出现，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走遍天涯。

我依稀看见那张“磕婆子地图”的初期轮廓。这是难以言传的真理：性感属于一段时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人。

三

从1990年第一次搬到旧金山，到2010年最后一回去出差，每次回去，我总会在头一个星期，找个机会沿着市场街步行两站路，去一趟公共图书馆。市场街上的疯男疯女们，换了一拨又一拨，老的死了，新的又来。他们身上五颜六色、不合季节、气味不堪的衣服，装点着这座奇特城市灰色的雨、陡峭的坡和清冷的阳光。对这些人，我从戒备、反感、目不斜视，到视而不见。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生出难以解释的怀恋。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爱上了这座城市。回到米慎区，看看16街上的小电影院，到了傍晚或清晨，乘38路车去西北角的悬崖，呼吸松树丛里的冷雾，还有脚下呼啸的大海。当年位于公司隔壁的墨西哥面包店，仍然生意兴隆。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记得我，她的名字叫嘉布蕾拉。

1990年前，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实身份；哪怕已经毕业，并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现在已无从追忆。有谁歧视过我，或姑娘们冷遇过我，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些杂乱模糊的小不愉快，没在心里留下伤痕。

我怀念北京姑娘，无奈，在美国左右碰不着；即便碰到，只要漂亮一点的，就只肯和外国男孩要好，对本族小伙儿则是绝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当时，这尚未变为心理情结，成为性爱偏好里的自我肤色歧视。

1989年后，因为CNN这样的媒体，我分享了其实并无资格领受的集体性感光环。“Hi！你是中国来的学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蓝眼珠，流溢着温热朦胧的水分。那短暂且虚假的灿烂让我认识到，一个性感的身份，在美国社会的猎艳场上，意味着决定性的权力。内涵无须确定，光环笼罩一切；光环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资源。媒体赋予了这资源，也随时可以剥夺这资源。

几年之后，情形变了。我是个落地谋生、辛勤劳动的新移民、华裔男。当然，性感的光环继续闪烁，以往带着殷切和真诚朝我凝望的年轻姑娘，现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了：“Wow！真的？从布拉格来？名字怎么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两类，有血液中内在化的情感认同，还有随机性的“身份掩护”。比如很多美籍华人会说：我爱中国，也爱美国。事实上，两种爱之间，大抵有一项带着相当大程度的权宜性。

被剥夺身份的感觉不会很好。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史上，许多人被宣布不属于“人民”。不知哪一天，又宣布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强强复归成为“人民”。20世纪90年代的旧金山，当然没什么思想改造学习班，逼我去做什么样的华裔男人。男女间沟通依靠默契，年轻人的自信，来自同龄异性传递的下意识信息。每天走在街上，来自陌生女孩不经意的眼神，无数次暗示着你在女性眼里拥有什么级别的男性身份。

我时常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在市场街上那群可爱的老少疯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复杂、更暧昧一些的失意华裔男？但没有，20年了，从来没有。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四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2009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不是领导者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都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过“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势。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的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