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三章（第6/8页）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十三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子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扭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一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住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淡写些，仿佛不过是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

那几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又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来。”她轻轻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老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了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恓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皱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当然是骑自行车。

母亲在河边割草，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发也在芦叶间一高一低地晃动。我轻轻喊了两声，她没听见，只有柴刀砍在芦桩上轻轻地呻吟，到第三声时，她才抬起头来，当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然而终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白些了……”

但母亲却显得苍老多了，眼神的迟滞茫然自不必说，身子也佝偻了不少，脸上的寿斑连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是手术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着松坠的皮肤向下延伸。当时，本来应该进行舌部手术的，但考虑到这么大年纪了，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采取了切除颈部淋巴，防止转移的方案，这很大程度是带安慰色彩的，因为原先的病灶还在，光是防止转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许作一次残酷的选择，能转移到别处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还有什么肿瘤比生在舌头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来，母亲，你能够承载山一样沉重的贫困，能够承载青年丧夫和中年丧子的剧痛，也能够承载癌病房里那近乎残酷的治疗。但是在你的晚年，却难以承载心灵的孤独。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虽然我许诺还像以前那样“飘”来“飘”去，但是你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儿子已经离你而去了。山高水长，天各一方，期盼也从此变得遥远朦胧。而你又不愿离开脚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着老屋。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负荷的劳作中；晚上挑着欲熄还燃的灯芯，暗淡地谛听着旷野里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心思飞得很远……

这次回家，我整天陪着母亲，尽量找些让她高兴的话题，但说着说着，有时母亲会忽然坐着发呆，只是凝望着枣树上的最后几片树叶，似乎沉浸于某种悠远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声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边，且让她抓着手时，她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我以为你走了呢……”

但儿子终究是要离去了。

此一去，又是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邮差送来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来的。

一直不敢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还在原来的部位上。其实我上次回来时，她就已经明显感到不适，但她没有说，怕我担心，同时也心存侥幸，希望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只是受了寒凉，偶尔发炎，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次没有好。

从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出来，我让母亲坐在花圃的石阶上，自己返身上楼向医生摸底，尽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虚无，但由于有过第一次的大难不死，便总想着能再次出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