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三章（第3/8页）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儿，你刚才看什么？”

“看陈先生写字。”

那人脸上现出一种诡谲的笑容：“你不该叫陈先生，该叫他舅舅。”

“你瞎说，我妈姓李，我没有舅舅。”

“你妈是领来的，这个陈先生才是你的亲舅舅哩。不信，回去问你妈。”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个叫陈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头便走。

当然，我把那人的话对母亲讲了。她呆了一会，说：“挑猪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猪草，出村时，远远地躲开了那个写标语的小老头。

此后不久，陈先生迁居扬州。1963 年社教运动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 年再度迁居扬州，据说曾担任扬州某区的政协委员，子女也很出息。初时，村办厂有人去扬州办事，上门看望过他。回来说，陈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自己爬阁楼，硬是把床腾出来给客人睡，几个子女都是高级教师，云云。

后来便再也没听说有谁去看望过他。

二、 艰难时世

母亲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门板给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猪屋里的杨木门卸过来作了大门。杨木很重，开门关门，便“吱儿吱儿”地响，脆生生的很悠扬。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闯入我的梦境，似醒非醒的慵倦中，我闭着眼睛，似看到母亲开了门，一边扣衣服，一边打开鸡窝，让鸡婆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在晨露湿漉的小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字。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仄过来，仄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踉踉跄跄地拎起竹篮走出去。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

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子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儿。”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供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吮着筷子。母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很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上。”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室里则少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笃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咋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