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钩沉（第4/6页）

当然，要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必须有一个工作班子。灾后的泗州，生存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当饥饿的灾民在吞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时，州守却要组织一批文化人，坐下来慢条斯理地修史编志，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莫之翰还是这样做了，为此，他或许要从极其有限的地方财政中，掂斤拨两地划出一笔不算很小的份额来作为办公开支。为了保证这一群文化精英最基本的热量，有时甚至要从赈灾粥棚前的饥饿走廊里分走最后半桶粥。面对着扶老携幼、满脸菜色的饥民，这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也无疑会遭到各种非议：人都饿死了，还谈什么文化？自古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这不是太奢侈了吗？顺理成章的推论还有：太守这是慷公家之慨，为自己树碑立传。

莫太守的行动算不算“奢侈”，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他有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只要看看《泗州志》就知道了。我在翻阅这部地方志时，并没有发现多少太守自我标榜的内容，这曾使我对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莫之翰是一个文人官僚，平时想必也有些情怀小唱或应酬文字的，作为主编，放进几篇自己的诗文也是堂而皇之的。但他没有，在洋洋大观的《泗州志》中，记在太守名下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康熙二十四年他写的《请减食盐详文》，这是向中央政府请求减免盐税的报告。因为泗州历经大灾，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原先在册的三万多人丁，仅剩下一万有余，但朝廷每年仍要按原先的三万人征收食盐附加税，这自然是吃不消的。这份报告写得很动情，完全称得上一篇很不错的散文，即使和李密的《陈情表》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的。不同的只是李密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家奉母尽孝，而莫之翰是站在一方民众的立场上请求朝廷蠲减盐税。就情怀而言，后者似乎更值得称道。

朝廷有没有批准莫之翰的请求呢？大概没有。《泗州志》中只留下了一篇奏疏，倒是情辞并茂，很值得一读。

四

沉沦于洪水的不仅有泗州的城廓街衢、小民百姓，还有一处皇家墓地——明祖陵。

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的衣冠冢。朱元璋祖籍泗州，这三位朱氏先人原先都是葬在这一带的，但到了朱元璋发迹时，却连坟墩也寻不着了，于是便有了这座象征性的陵墓。明代的皇陵，人们一般都知道的有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其实另外还有几处，不过这几处的主人生前都不曾有过黄袍加身的福祉，只是因为后代当了皇帝而被追封的，是一种荣誉。享受这种“荣誉”的陵墓有三处：一是安徽凤阳的皇陵，主人是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一是湖北钟祥的显陵，主人是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杌。相比之下，泗州的明祖陵人们知道得不多，由于从清朝初年开始，它就一直埋沉在大泽洪波之下，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明代的皇陵已经够多的了，淮水滔滔，逝者已矣，有谁还记得水下有一座皇陵呢？

但人们终究还是记起来了。1963 年淮河大旱，人们发现了露出水面的巨型石刻，由此才想起沉沦在水下的朱家祖坟。1976 年国家拨款打坝围滩，将明祖陵从淮河中圈出，经过匡扶、复位和初步修整，人们发现，这些埋沉在水下数百年的石刻竟风采依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应该感谢康熙十九年的那场洪水，它以不容抗拒的强横保存了这批艺术珍品，使之躲过了历代的兵灾和战乱，躲过了利禄之徒的觊觎，也躲过了自然界的风风雨雨和污染物质的浸淫。数百年来，祖陵石刻就这样在长河的底层深藏不露，默默无闻；而一旦显现，便以其精致绝伦的美征服了世人。我想，这中间是不是蕴含着某种美学辩证法呢？任何一种美，过分招摇了总难保长久，西施、王嫱、貂蝉、绿珠的悲剧都在于美的泄露和张扬。阿房宫毁圮了，凌烟阁湮没了，秦汉的长城也早已坍塌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兵马俑却保存下来了，汉代编钟保存下来了，连脆弱的竹简帛书也在马王堆的一座坟墓里保存下来了。今天，在古泗州的淮河滩涂上，我们则看到了明祖陵风采依旧的石刻。

走在明祖陵的神道上，我感到了一种灵魂深处的震撼，二十一对石刻，组成了一条气魄恢宏的艺术长廊。谁说这里只是僵硬的石刻呢？这里分明澎湃着生命的激情。祖陵石刻先于南京孝陵而晚于凤阳皇陵，产生于洪武、永乐年间，这时，皇家山陵体制尚未确立。也就是说，“刻什么”和“怎样刻”尚无一定之规。这种题材和风格的相对宽松，稍稍放纵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这时候，他们不只是按图雕琢的操作工，而是一群富于艺术个性的创作者，他们的气质、才华和时代的精神氛围取得了某种和谐的统一，相当顺畅地流进了石像那雄伟的身姿和栩栩如生的线条之中。当祖陵石刻开工的时候，徐达的大军正横扫漠北。到永乐十一年竣工时，堪称旷世文化工程的《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而郑和率领的艨艟巨舰正行驶在波涛万顷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这是一个沉雄阔大的时代，祖陵石刻亦透出一股粗豪奔脱的大气。但粗豪不是粗糙，你看那衣甲服饰、凤毛麟角，无不流溢着生命的质感，就连马唇上的汗渍也依稀可见。在这匹骏马前，我曾迷惑不解，它那低眉垂首的静态和淋漓的汗水不是很矛盾吗？汗水属于扬蹄疾驰，属于负重粗喘，属于大漠和疆场，怎么会出现在皇陵前这副站班如仪、慵闲得有点忧郁的身躯上呢？要么，就是它刚刚来自那遥远的边关，还未来得及卸去征鞍、平息粗喘？一匹驰骋疆场的骏马被奉到这里来守陵，一举一动都被森严的礼法规范着，再也不能引颈长嘶啸傲关山，更不能腾跃冰河饮长风餐豪雨，其寂寞是可以想见的，难怪它此刻低眉垂首、一副郁郁不得志的忧怨之色。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为自己先前浅薄的迷惑而惭愧，更为工匠们对生命的理解以及把这种理解艺术化的鬼斧神工而惊叹。

但相比于石兽的精微传神，那几尊被称为翁仲的人像似乎就显得呆板僵硬。人像有文臣和武将，文臣拱手，武将握剑（剑自然是倒垂着的），照规矩，他们都站立在神道的最前列，也就是最靠近皇祖的眼皮底下。我不知道工匠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为什么对这些达官贵人如此冷漠，也许因为这些达官贵人离自己太远，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形态都不甚了了，唯一知道的只有他们的身份：臣子，臣子在君王面前除去毕恭毕敬还有什么呢？那么就让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吧。这种解释似乎勉强说得通，但又总觉得似是而非。工匠们能理解一匹马，一头狮子，以至一只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麒麟，并赋予它们那样丰富的人格内涵，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人呢？这中间肯定潜藏着深层次的艺术匠心。明祖陵兴建期间，正值朱元璋和朱棣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之时，屠刀所向，开国元勋授首了，知识分子噤声了，政治上的反对派销声匿迹了。腥风血雨中，做臣子的都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感。是的，恐惧感，这是一种时代病，一种笼罩于满朝朱紫的深层心理。“伴君如伴虎”，他们离君王这样近，几乎可以听到对方衣褶的轻微响动，捕捉到对方眼波和脸色中任何一丝猜忌的阴影，他们不可能不恐惧。而在恐惧的压迫下，他们也不可能有更生动的神态，哪怕是努力做作的矫情。在这里，工匠们正是抓住了人物最具典型意义的心态，以巨大的艺术真实雕塑了他们的形象：呆板、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