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3/7页)

皇帝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

皇帝阴冷的目光,东林书院里的文化人并没有十分在意,他们太天真,也太自信。在他们看来,自己耿耿忠心可昭日月,之所以指手画脚,目的全在补天。即使有些话说得不怎么中听,也是为了让国家好起来。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况且,自唐宋以来,自由讲学的风气就一直很盛,当局一般也并不干预,有时还题词送匾以示褒奖。不客气的时候也有,例如南宋的“庆元党案”就是冲着岳麓书院和朱熹来的,但时间不长,很快就平反了,而且朱熹从此备受推崇,几乎到了和孔圣人比肩齐名的高度。又如元代,当局担心自由讲学会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对书院比较忌讳,但采取的手段也只是由官府委派山长,用“掺沙子”使书院官学化,并不曾横加禁毁。这些历朝历代的往事,东林同志记得很清,却偏偏忘记了自己生活在那个以严猛峻酷著称的朱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始,历届圣主的目光从来就不曾慈祥过。书院是文化构建,毁书院,杀学人,终究不是什么圣德,因此这些事正史中不载。但翻开地方志,这座书院“毁于洪武某年”,那座书院“毁于永乐某年”,虽语焉不详,含糊其词,却不难闻到那股浓烈的血腥气。就在万历七年,张居正还迫害过讲学的文化人。张居正是改革家,对历史有大贡献的,但中国历代的改革家似乎无一不是铁腕,同样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常州龙城书院的学子们对张居正父丧夺情提出批评,张居正身为宰相,但宰相肚里不一定都能撑船,他马上以朝廷名义下诏将龙城书院毁废,且进一步殃及天下书院六十四处。张居正指责书院“科敛民财”。他很聪明,整你是因为你有经济问题,并不是我张某人批评不得。顾宪成当时就是龙城书院的活跃分子,在那些关于张居正贪位揽权的议论中,想必他的声音也是不小的。

就在东林学子们天真而自信地讲学议政时,北京的宫廷里也好戏连台,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一幕比一幕热闹,皇帝已经换了好几个,年号亦由万历而泰昌而天启,但皇帝注视东林的目光却越来越阴冷了。

到了天启初年,皇帝决心要晓以颜色了。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关于“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究论权阉魏忠贤。魏忠贤这个人,只要对明史稍有涉猎的人都是不会忘记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宦官而位极人臣者不少,但是像魏忠贤那样把权势玩得遮天盖地而又堂而皇之的,恐怕不多。东林党人既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自然不会坐视魏忠贤专权误国。周宗建这封长达千言的奏章的底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东林博物馆里,透过陈列柜的玻璃,那淋漓的墨迹令人惊心动魄。特别是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那八个字,更透出一股执著的阳刚之气。我相信,每一个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后人站在这里,都会从那龙飞凤舞的章草中仔细找出这八个字,并对之久久端详,生出无限感慨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标榜以文化立国,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凭什么在那里左右朝政、操纵生杀,指挥满腹经纶的六部九卿?周宗建的这八个字实在够厉害的,连魏忠贤本人看了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不久人们将会看到,为了这八个字,上书者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皇帝现在面临着一项选择,是站在有文化的东林党人一边,还是支持听话的文盲魏忠贤。他并不急于表态(这是政治家们常用的技法),只是态度暧昧地皱了皱眉头,把上书人夺俸三个月,以示“薄惩”。他还要再看看事态的发展。

果然,另一个“有文化”的东林党人又跳了出来,他是左副都御史杨涟。这位监察部副部长在奏章中一口气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在他的号召下,“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讨伐魏忠贤的奏章争先恐后,数日之内,竟有一百余疏,大有京华纸贵的气氛。

魏忠贤毕竟是个小人,他沉不住气了,据说他曾暗中用重金收买敢死之士,伺机对杨涟下手。某日,杨涟发现有一不速之客从屋檐上飞窜至堂前(果然身手不凡),准备行刺。他为之一颤,但马上镇静下来,说:“我即杨涟,杀止杀我,毋伤吾母。”该刺客并非人们常说的那种冷面杀手,听了杨涟的话居然为之汗颜,嗫嚅应道:“我实受人指派,感君忠义,何忍加害?”言罢即惶惶离去。这样的情节也许太富于传奇色彩,但对于魏忠贤那样的流氓无产者,他是绝对做得出的。

其实魏忠贤是过于紧张了,因为皇帝已经拿定了主意:这么多人抱成一团反对一个人,这很不正常。魏忠贤仅一家奴耳,且目不识丁,即使有点问题,谅与江山社稷无碍。可怕的倒是那些抱成一团的文化精英,你看他们振臂一呼,朝野倾动,招朋引类,议论汹汹,这帮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寡人的宫阙也成了他们恣肆纵横的书院不成?得,我且小试刀锋,镇一镇他们的气焰。就是刀下有几个冤鬼,大不了过些年再平反昭雪,给他们立块忠义碑得了。到了那时,岂不又显出寡人的英明大度?

刀还没有砍下去就想到将来给人家平反,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预见!不要以为这是作者的主观揣测,古往今来,这样英明大度的政治家难道还少吗?仅凭这一点,一般的芸芸之辈就玩不成政治家,你缺乏那种超越性的思维,缺乏那种明知不该杀也要坚决杀的大无畏气概,也不可能那样永远占有真理:当初杀你是对的,现在平反也是对的,你还得对我感激涕零呢。

在一本叫《碧血录》的书中,我见到了一份《东林党人榜》。在当时,这是以朝廷名义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所列钦犯共三百余人,最后的判决是:“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削夺者禁锢。”这中间没有说到“处决”,更没有“枭示”“戮尸”“凌迟”之类,这样的处理似乎还比较文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给你一点名誉和人身自由的损失。其实刽子手们的险恶歹毒恰恰就在这里。

我们且来看看在这种文明的背后……

杨涟因上书列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魏忠贤称为“天勇星”,列入东林“五虎将”,此番自然首当其冲。天启四年十月,他和另一位东林主将左光斗被削职,敕令即刻离京。这算不了什么,一个文人,不当官了,正可以流连山水,啸傲烟霞,照样活得很潇洒。但魏忠贤的本意不是要让你潇洒,他有他的打算。你杨涟、左光斗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这几年的官俸财物一定相当可观,等你们车载船装,珠光宝气地出了京城,我这里令锦衣卫在半路上来个突然拦截,先把证据拿到手,再逮回来慢慢整治。但后来他从杨、左守门的差役那里得知,这二位书呆子堪称两袖清风,并没有什么积蓄。再看到二人出京时,仅青衣便帽,只携带很少几件衣物从容上道时,才感到好生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