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宫城（第2/7页）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宫城上的“画角吹难”。

据明人朱卬《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料记载，明宫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时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画角，一边敞喉高歌。画角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声激昂旷远。歌词凡九句，起首三句为“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家称为“画角吹难”。可以想见，站在谯楼上的当是一位老者，声调嘶哑而苍凉，带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沧桑感。那旋律也许不很复杂，但反复强调的“难难难”却不屈不挠地浸漫得很远。寒星冷月，万籁俱寂，“画角吹难”颤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扬扬，有如历史老人深沉的浩叹。

这声音传入帘栊深重的后宫，君王惊醒了，他把温柔和缠绵留给昨夜，抖擞精神又坐到龙案旁。当他用握惯了马缰和刀剑的手批阅奏章时，这位开国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听那九句歌词，前三句就有四个“难”字，这皇帝也不好当呢，特别是开国皇帝更不好当，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马上治之，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他必要亲自处理，不仅大权不能旁落，连小权也要独揽，那宵旰操劳的身影，该是何等疲惫？请看他自己记叙的一件琐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 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实迹。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 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吁，难哉！

也真是难为皇上了，一篇万言书，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于是龙颜大怒，把上书人打了一顿。但万言书还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听人读。到了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本来用五百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啰啰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来又承认打错了，并表扬被打的人是忠臣。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政务处理、臣僚建议，都得用书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谕，当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难哉！”这叹息中透出一种与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惫；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一种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自觉。这叹息出自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之口，便相当流畅地演绎为每天清晨谯楼上的“画角吹难”。歌吹呜咽婉转，沸沸扬扬，越过王公贵族的朱红府第和苔藓湿漉的寻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缆了，车轮驱动了，炊烟升腾了，市声人语在雾露凝滞中嫩嫩地扩散开来……

但“画角吹难”毕竟只是一种相当形式主义的宣传，谯楼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传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实际上，朱元璋更注重铁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带揿到肚皮底下——据说这是他杀人的信号——于是午朝门外人头滚滚，弥漫着一片血腥气。

历史上有哪一个王朝不杀人呢？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开始运转的时候，总是需要足够的人血作为润滑剂的。战场厮杀、自相残杀、谋杀、冤杀、自杀、误杀、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杀、明火执杖堂而皇之地杀、为了借几颗人头作交易而闭着眼睛杀……杀杀杀，直杀得血雨飘零，浸润了厚厚一本史书。但翻开这本史书，明故宫恐怕算得上是杀人最多的宫城，这一点，连朱元璋的大儿子皇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父亲刀下留人。朱元璋听烦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儿子拿起来，见儿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当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劳什子，无疑象征着朱家王朝的权杖，而他眼中的“刺”则不外乎三种人：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他认为正是这三种人对朱家王朝构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因此要大杀特杀。仅在所谓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数万，流放者更加不计其数。平心而论，这中间确有该杀的，但杀得这样滥，这样残酷，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株连灭族瓜蔓抄，却不能不归结于一种心理变态。这一杀，开国元勋和军界勇武几乎无一幸免，稍微有点名气的文人也差不多杀光了。青年才子解缙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当时朝野噤声，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要了自己的脑袋，他居然敢于上万言书，对杀人太滥提出批评，所谓“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这话说得够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连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狱的罗网和大屠杀的恐怖气氛中，解缙何以能这样如鱼游春水呢？当然，他有才气，在文坛上有影响，这是本钱。但比他才气大影响大的人（如“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不是照样做了刀下之鬼吗？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据说，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天也没钓到一条，令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声吟成七绝一首，其中后两句为：“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种马屁诗实在蹩脚透顶，特别是出自于才华横溢的解缙之口，实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这就够了。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人——就是这般可悲，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一般来说，解缙是个相当狂放亦相当富于正义感的人，绝非吹牛拍马、趋炎附势者流，他那种只图博取君王一笑的帮闲马屁之作，大抵不会收进自己的文集，也不会示之于圈子内的文友，这点廉耻感和艺术良心他还是有的。《明史》中说他“才气放逸，工诗文”，其根据也肯定不会是这种马屁诗。但问题是，没有这种马屁诗，他能上万言书批评时弊吗？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纯文学”吗？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编纂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制《永乐大典》吗？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作为代价。中国的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做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绝对需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