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伦理孤独(2)（第2/3页）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麼亲密，不会讲什麼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裡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裡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叁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噹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裡的「我」分析着公寓裡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麼，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為公寓裡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裡的「我」正经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麼，他说姓张。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当场愣在那裡。而小说裡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裡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她找到他的部队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裡，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

然后说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閒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皮括肉体、包皮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麼？要经营什麼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叁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愛、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為纪录。「做愛」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愛」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麼，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麼？」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為是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叁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叁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裡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裡，要完成什麼样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叁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皮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

当小说裡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閒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张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裡吵起来。眼镜行老闆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裡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裡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闆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