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3)（第3/4页）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產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儘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產党宣言，把共產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為全世界共產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產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為《史记》裡的失败者。在他成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產到连婚姻爱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槍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槍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槍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陽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於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麼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