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3/7页）

在独树一帜的情况下，胡适与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民国十年（1921）关于墨学的争执。这个争执的起点是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学谈》一文，里头涉及章太炎和胡适。章太炎看后，写了一封信，骂到胡适，原信如下：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一条，与惠氏百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此以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慰。此间起居康胜。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很不服气，乃卧病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胡适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钊把胡适的信转给“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钊是长沙人，章士钊所以老是跟国学大师攀亲人，是由于章太炎、士钊、邹容三个人曾“约为昆弟交”，事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给“行严吾弟”如下：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来之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行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彼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彼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抑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辞犹且不可，而况“争彼”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虽然“非求胜于适之”，可是胡适还是不放过，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