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2/7页）

《十日谈》的编者在登出胡适的抗议书后，曾附加了一段按语：

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钦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辞，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检，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和胡先生。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绝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这段按语在措辞上，许多地方显然表示并不完全认错，编者用到“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语气，言外之意，好像还是不能信其无。

关于这件“疑案”，合理的推测只能及于“大胆的假设”而已。胡适当时虽然留学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经进了胡家的门，所以胡适的身份是订过婚的人。从一个订过婚的人的立场来看，胡适抗议书的理由，便很耐人寻味了。胡适说他和陈衡哲“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原因竟不提他已经订婚，而是——

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

胡适自己所举出的这两条反证，看来都是很消极的。胡适既不把自己的已经订婚当作有力的证据，似乎也难怪别人有所猜测了！

陈衡哲字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学历史，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胡适在1962年1月18日，还跟陈衡哲的女儿、儿子（任以都、任以安）通过信。这时候，陈衡哲刚刚在大陆去世，胡适已有所闻。这次通信后三十七天，胡适也死了。他们的故事，也只有留待历史家或有志于给他们写传记的人去玩味和探讨了。《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适和章炳鳞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国信

延国鉴：

来书举王论“嚼弓筋”一条，引入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书中袭吾“新方言”说者，亦复不少，更不必以剿袭胡适之说为讥也！但胡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此条乃适确当为王所袭，如鲁失宝玉大弓耳！若吾则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并不患人拾去数块也！此复，即问近好。麟白10月24日

这封章太炎的信，是写给他的学生沈延国的。沈延国曾是章太炎主编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孙世扬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后，沈延国曾写了一本《记章太炎先生》的小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写这封信的时间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时候，信中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在挖苦胡适，他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为什么要这样挖苦胡适呢？这话追溯起来，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国六年（1917）的9月里，胡适以一个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门下，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逿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并且都可说是东洋派（留日派）。这些教授们的普遍特色，是国学根底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可是胡适却不如此，他居然在专家环伺的北京大学里，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当然，在那种环境里，胡适跟太炎系的教授们，自然会有分合的场面，例如他跟黄侃就分得很远，跟钱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树人就合而又分。胡适对章太炎，由于钱玄同的缘故，起初保持着很大的敬意，据说他读的一些太炎的艰深著作，还得力于钱玄同的指点。胡适在民国八年（1919）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里，曾提到：“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逿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些话，都是对太炎师徒们很表示好感的话。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凡例”中有标点符号的说明，尤为特色。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不料章太炎却弄不清这些，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多了一条黑线时，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适在旧学根底上，虽然比章太炎差得很远，但是因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占了旧式中国学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旧学，成绩自亦不同。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就曾写过《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9月号）等文字，其中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有不少微词。从胡适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从学术的见解上或是事实的演变上，胡适在北大文学院里，都无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