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2 不老的歌（第4/5页）

真遇上那些不了解我、动辄拿“领导特别大”“酬金特别多”“舞台特别好”说事儿的人，我的态度就是无比强硬无比轴。越不让走越要走，拍拍屁股马上走，谁的面子也不给。

回国录不录节目另说。过年了，我得回家看跳跳去！

顶着各种压力，心里想着“要陪小哥唱歌”，买张机票从巴黎飞回长沙。说句实在话，在第一季节目中，“经纪人”对比赛进展未必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但是为了少年时的偶像，千辛万苦，我回来了。

没想到的是，我回来了，小哥没回来。

明明都上了飞机，因为发高烧，又被美国人“撵”下去了。一是怕他影响到其他乘客，二是怕他在十几小时的长途飞行中发生意外。

但是从节目制作周期来看，又着实不能再等，只好忍痛让小哥退赛，临时请来辛晓琪救火，录制继续进行。

小哥退赛，我也就暂时没事干了，又开始惦记欧洲那边的巡演。

原本我对那趟巡演也是有感情的。看到那些多年离家在外打拼的华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很多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赶过来。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我们的演出往往要等到夜里12点才正式开始。大家都不容易。

而且我当主持人，不喜欢假模假式说官话，演员是演员，观众是观众。我喜欢真心真意，让台上台下闹成一团、疯成一片才过瘾。最感动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华侨，蹒跚着走上舞台，大笔一挥，写上“祖国在我心中”高高举起，那一刻，心情无法形容。

这么一想，我就心软了，决定厚着脸皮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咳咳……你们还好吗？”电话通了，我佯装正常，做关切状。

“锐哥，别提啦，昨天在奥地利那场，没你撑不住场啊！观众来了没看见你，都很失望！”那边也顺势使劲捧我。

“这样啊，”我努力抑制住泛滥心底的激动，沉思片刻，“那……我还是回来吧。”

电话那头，沉寂了10秒，然后对方用十分克制的声音对我说“等等，你听。”

“哇哦……”一阵来自大洋彼岸的欢呼，排山倒海，把锐哥的眼泪都给招呼出来了。立马动身启程吧。

大部队已经巡演到荷兰。我得从长沙起飞，经北京转机，奔阿姆斯特丹。

一看手表，距离我从巴黎飞回来，刚好24小时。

啥叫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锐哥给你做表率。

大概赶上了一个不宜出行的日子。

刚出家门就遇上各种耽搁延误，从长沙折腾到北京已是凌晨3点半，而北京飞往荷兰的航班大约7小时后起飞。我拦了一辆的士，告诉司机无论什么酒店，离机场近就行，反正还能多睡会儿。

一路上黑灯瞎火，我也没注意辨别方向，最多过去十几分钟，车就停在一家酒店门口。看上去金碧辉煌，条件不错。一头扎进去，办好手续，直接进屋扑倒在床。

第二天早上，待我一睁眼，坏了，飞机都快飞了！

赶紧在房间里打电话，让酒店帮忙叫车，然后拖着箱子连滚带爬跑了出去。哪知房也退了，账也结了，帮忙叫车那位还没消息。大堂经理站在门口左顾右盼。

我等不及，走过去看个究竟，出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酒店，坐落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一些尚未完工的烂尾楼，荒无人烟。

“锐哥别急，您坐里面等。我们这儿啊，不定啥时候才有车呢。”大堂经理淡定地安慰我，“已经派保安去远处拦车了。”

“哪儿呢？”我抻着脖子望眼欲穿。

“路的尽头。”大堂经理指着远方说。

我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确实跑得够远，够卖力气。这下即使心里有火，也不好发作了，只好往他手指的反方向走。“您去哪儿？”

“我去……那边路尽头看看。”

“别去了，那边不通车的。”不紧不慢的口吻，让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总之，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路的尽头”缓缓驶来。而当我钻进车中坐稳的时候，一看表——如果没有延误，飞机已经起飞了。

荷兰，不是河南。从北京起飞的航班，一天就这一趟。

等明天？等不起。今晚就必须赶到。

机场工作人员很靠谱，急旅客之所急，当下帮我查询到另一条航线：“北京一香港一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路程是绕了点儿，但时间刚刚好。

当机立断，就是它！

“先生，票订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帮您？”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打断了我的遐想。

“嗯……先到香港，粵语倒是会两句，然后到莫斯科……你能告诉我俄语‘转机’怎么说吗？”

小姑娘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

我只好落寞地转过身，独自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

到了莫斯科机场，果然没有任何惊喜。我深深凝视着那些俄语字母——头上顶俩眼睛，底下拖着尾巴，个个都像长反了的汉语拼音——彻底蒙了。

去荷兰到底从哪儿登机啊？

我找到一位警察，试图用我那半吊子英语问路，他茫然地望着我，始终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让我越说心越凉。

我下意识地摸摸钱包，“硬硬地还在”。随即找了个僻静处，把大额现金、信用卡、零钱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一旦失窃不至于全军覆没。

此时脑海里浮现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从东欧某国飞往美国，飞行途中，袓国发生政变，使他失去合法身份，无法入境，也无法回国，滞留肯尼迪国际机场长达九个月……

正当我怀着迷茫的心情，寻找通往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时，冷不丁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传来一声欢快的乡音：

“锐哥！”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表情略为麻木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满脸堆笑，胸前挂着一根蓝带子，蓝带子下面吊着一个塑料牌，牌上写的字我居然认识：中国xx航空公司。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我带着哭腔说：“兄弟，见到你太好了！”

“我离着老远就认出您了，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孩子笑得越发灿烂。

“你……你……你会说俄语吗？”人在绝处逢生的时候，通常都会结巴。

“会啊。”

“那你……你知道，去阿姆斯特丹从哪儿登机吗？”

“知道啊。”

我奶奶说得对，这人啊，只要心眼好，走到哪儿都遇见贵人。顺利找到登机口以后，我和小伙子愉快地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在微博上热情“互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