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

那是我关于平房里的家，最和平的记忆。

我爸爸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但我的户口祖籍，写的是山东莱州。

莱州是这几年换新户口本时才改的名字，以前它还叫作掖县，在山东的东北部，临渤海湾。我不清楚爷爷奶奶究竟是年轻时自己跋涉来了东北，还是在襁褓中便被父辈带着背井离乡。只记得爷爷读过几年书，做过会计，会讲一些东北话，而奶奶只会说山东话。

小时候我见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来自掖县。在外面和小伙伴玩了一天，回到家，一进门便看到小小的熊猫彩色电视机上摆着一只漂亮的红彤彤的大怪物，梭子形状，两颊尖尖的，有两只威武的大爪子。我妈妈也觉得它长得漂亮，于是摆在了电视机上，下面还压着一盒糕点。妈妈说是掖县的亲戚送了一些珍贵的海产品，奶奶刚拿过来的。

在那个储秋菜的年代，海鲜对于东北来说用“珍贵”来形容并不过分，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北价格最昂贵的几家酒楼，无论名字如何，后缀一定是“海鲜大酒店”。

螃蟹给我家带来了一场小战争。妈妈看我高兴，于是自己也高兴，直到她打开糕点发现里面已经发霉长毛，而螃蟹壳子一打开，已经馊了。

我妈妈终于得知真相，是奶奶把礼品留了很多天，能送人的都送人了，剩下一盒糕点一只螃蟹舍不得吃，放着放着，就放坏了，这才拿出来给我这个孙女，说，给荟荟吧。

很多年后我自己定居在了海边，当地的朋友总会叮嘱我，螃蟹和蛤蜊千万不要隔夜再吃，留也留不住的。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只是海边居民的“常识”。我想这或许证明了，我的爷爷奶奶是祖辈带到东北的，对掖县的海，他们一无所知。

我妈，人敬她一尺她和煦如春风，人欺她一丈她上房揭瓦。之后自然又是一通好吵。

她们为一件事吵，为以前的很多事情吵，为基于对彼此的了解所推测出的动机而吵。婆媳之间的积怨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油，更原则性的冲突都发生过了，螃蟹只是一点点火星。

鸡也是。

鸡是一种很不友好的动物，居然只长了两条腿。这两条腿在早年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意义又非常重大，它们代表着地位和宠爱，分配不均，就会有人介怀。“有人”就是我妈。

鸡一端上桌，我奶奶便拆了两只腿，一只递给我姑姑的女儿，她比我大两岁；另一只给了怀孕的小婶婶；而饭桌上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小孩。

我妈霍然起身，领着我下桌走了。

这件事完全没有伤害到我，反而因为戏剧冲突短促强烈却又一言不发，在我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

四溅的火星里还包括蜂窝煤、我爸的病、大雪天的中心医院、去天津的火车票、卧虎牌羊毛毯……战火燃烧过后，渣滓沉淀进仇恨的油汪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甚至有些着迷于我妈和我奶奶这两个硬派女人了，相较之下，我沉默的爷爷和爸爸几乎不需要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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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很多人讲过我的出生。大家都在走廊等，我哭声特别大，旁边有人拱火说这一听就是个大胖孙子，结果抱出来是个女孩。

不知道描述得是否太过夸张——据说爷爷奶奶掉头就走。

他们盼了很多年孙子。爸爸的大嫂甚至为此生了两个孩子，比我大了十岁有余，都是女儿。后来闹翻了，逢年过节都不再出现，这两个姐姐我几乎没有见过。轮到我妈妈生产的时候，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广泛推行，这个生儿子的机会再次被浪费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还没全面实行双休日，周六爸妈是要上班的。每个星期日我会去外公外婆家。那边是楼房，有高高的抽水马桶，我坐不上去，外婆就拿便盆给我。洗手间和厨房连着一条短短的走廊，外婆在厨房择菜，四五岁的我正是非常爱学人说话的年纪，在便盆上正襟危坐，绘声绘色地给她学，我妈和我奶奶是怎么吵架的，她说了什么，她又说了什么，邻居探头进来笑嘻嘻说了什么，我妈把人轰走，大吼：“看什么热闹？滚！”

我外公会过来问：“那你觉得是谁不对？”

我装作思考了一下。其实我懂个屁，干脆学着电视里面的台词回答，各打五十大板。

外公就大笑，然后深深地叹息。我妈妈是他们最宠爱的小女儿，大专毕业坐办公室，红着脸话都不说一句，低头看小说，看的是《简·爱》。

我小时候初识字，抓到什么都读，我外公看的苏联侦探小说，我爸看的武侠小说，我小叔订阅的通篇男女生殖科普问答的《家庭医生》杂志——后来他发现我居然在看就连忙锁起来了。但我最喜欢的，是我妈妈看的杂志，封面上有笑容驯顺的日本女人，穿着色彩柔和的针织衫，内容不是讲家居布置就是棒针织法，这些杂志让我模模糊糊想起曾经的她，声线圆润，总是笑眯眯的，和画报上一样温柔。

难道人的婴儿时期也有记忆？反正自打我三四岁记事起，她就是女战神了。

毕竟简·爱也是个烈性女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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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也是个烈性女子。

短直发，头发花白，面容严肃，法令纹很深，眼皮耷拉着，没有多少笑模样，常年佝偻着背，走路一撅一撅的，身体左右摇摆。因为她是“解放脚”，裹小脚没几年便赶上妇女解放运动，解下了裹脚布，但有些部位还是已经无可挽回地坏死了。我印象中她几乎从来没有脱下过袜子。

偏偏她走路极快。

极快。我和她一起去买过菜。小孩都精力旺盛，我却跟不上她的步伐，人头攒动的菜市场，奶奶从一个摊位赶往另一摊位的时候总是一路“超车”，轻轻拨开晃动的行人，恨不能领先全世界。

明明走路不稳，又那么要强。

自打记事起，我一直住在老城区的小平房，邻居众多。奶奶家是两间砖瓦房，由一个小小的、堆满杂物的院子相连，平日大家会在院子里洗晒衣服。小叔叔新婚，爷爷奶奶便从宽敞的正屋搬出来，直接在门外的宽走廊里摆了一张床，守在正屋和进门的厨房之间。我一直想去正屋里玩，却从来都没成功越过这道防线——奶奶怕小婶婶不高兴。老人本就偏疼小儿子，何况小儿媳是生孙子的最后希望。

经过院子就是我爸妈住的屋子，西晒很严重，很多年后我妈妈提起那里，还一直叫它“偏厦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写法。

奶奶不喜欢开灯。记忆中正屋那边的厨房总是昏暗的，灶台下是黑黑的煤炉和风箱，她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借着微弱的天光择菜，当我冲进门和她大声地讲邻居家的小伙伴如何如何，她会快速地瞄一眼窗外的院子，似乎很怕被我提及的小孩跟进来听到什么。邻居们聚在一起说话，她也是最沉默的那一个，附和几句便急着回家，从不表态，也不掺和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