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第4/6页)

被民族激情感染的高宗顺利地和天地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矢志一同为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的陈氏王朝而努力。高宗向陈家洛承诺,他会在恰当时机让后者负责御林军和主管北京防务,而各省的军队实权,也将被安排到汉族人手中,八旗军将被限制和拆散,以便最后可以驱逐满洲八旗。

天地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不过陈家洛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杀掉高宗,对于天地会的事业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白白损失一张王牌,并且激怒清政府对自己全力加以镇压。高宗为何允诺与天地会结盟,在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历史学家孟森认为:

洪门囚帝于六和塔,卒与之盟,如曹沫之劫齐桓,蔺如之逼秦王,此盟固非帝之本心。夫满清之有天下,斯百年矣,八旗根基,深固不拔,岂可人主一言而废乎?且有废必有立,使家洛掌兵于内,洪门应援于外,则天下之大柄谁归?六合以内乃为一六和塔,而帝必不得自主矣。纵大业得成,清社既屋,汉鼎光复,安知无烛影斧声故事耶?以高宗之明断,岂计不及此者,悔盟反噬,良有以也。是知家洛之谋,绝无可成之理。295

孟森认为,一开始双方的盟约就建立在劫持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用高宗的身世秘密来要挟,这种状况是皇帝所无法忍受的。并且如果结盟,权力会被陈家洛所攫取,对高宗没有丝毫益处,因此他也不可能履行盟约。这种传统观点未免过于简化了矛盾所在。事实上,天地会此后的行为对于盟约的废弃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是如何令这一奇特的密约在一年后就被撕毁的。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在密约达成后,天地会释放了高宗。为了让皇帝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身份,陈家洛承诺去天山取回于万亭存放在他的老师袁士霄那里的证物。而无尘、赵半山等领导人也被分派到各省份去联系重要的武术人物。虽然陈家洛嘱咐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根基。”296但这种专程前去进行的联络行动很难和发动起义的准备区别开来。

当这些天地会活动频繁的情报被收集和传递到北京时,不能不引起高宗怀疑和恐惧。高宗此时也的确在清朝内部进行秘密调动。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被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接管了北京附近的防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297他的私生子福康安(此时当然也属于汉族了)成为北京的九门提督;其他汉族或汉军旗的官员也多被授以要职。清朝官方记载了其中若干重要变动:

[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298

从这一纪录可以看出,在1759年初,高宗所提拔的实权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只有个别满人作为点缀,这一比例在其统治时期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双方都在进行准备,然而天地会的准备活动和高宗所进行的部分是完全脱节的。两方面对于恢复汉族王朝这一共同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陈家洛来说,他仍然延续了天地会百年来的思维定式:在各地积聚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皇帝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敌人的核心配合自己,令清廷方面陷入瘫痪。但高宗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帝国中枢,将重要职位和军权从满洲亲贵手中完全收回,通过自己分给诸汉臣。这样一来,权力无论在下面如何分配,最终都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法接受天地会所默认的起义模式,后者以削弱清廷的力量为代价,事实上也就是削弱皇帝自己。

这最终涉及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还是总舵主手中的敏感问题。撇开这点不论,高宗的途径看上去是较好的选项,这几乎只是一场体制性的改革,而无须发动起义战争。但天地会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其方略进行,而必然进行独立的准备活动加以牵制,这会进一步拉开二者间的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要求陈家洛去取回证物,并非真的对自己的身份仍然有所保留,而更多的是为自己争取缓冲的时间并观察天地会进一步的动向。但此后一年中的情况却越来越无法令他满意。

通过营救文泰来和擒获高宗两件功绩,陈家洛牢牢掌握了天地会的最高领导权,不过他也赋予无尘和赵半山等人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去地方上行动。陈家洛只将文泰来的嫡系——文泰来、骆冰、章进和余鱼同——留在自己身边,因为陈家洛为拯救文泰来所做的工作,他可以充分信任他们的忠诚。他还重用了足智多谋的徐天宏,并为他缔结了匹配的婚姻,撮合了他和周仲英的女儿周绮,赢得了后者的效忠。

在1758年秋,这一新组建的天地会核心开始向新疆进发,并在当年冬天到达。此时清朝定边将军兆惠的军队正在和“小和卓”霍集占木卓伦(Khoja I Jahamujorun,简称霍集占)的叛军交战。天地会遂加入了这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中。

在准噶尔人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各伊斯兰民族被其奴役。在喀什和叶尔羌一带,被俗称为回部的维吾尔人是其中之一。自17世纪以来,回部的领袖一向出自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Khoja)”家族,但这一代的“小和卓”霍集占长期被准噶尔人囚禁在伊犁。2991755年,当清军消灭准噶尔后,就释放了他。高宗认为霍集占将会因此衷心感激清廷,对他加以优待,鼓励他返回自己的祖地叶尔羌,招抚回部服从清朝的统治。

但这并不是霍集占本人的想法。当他返回故地后,受到回部人民的拥戴,于是决心自立为王,这给了高宗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在1758年命令兆惠率军征讨回部。兆惠则打算用“柔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当他听说和卓家族尊奉一部从麦加传下的《可兰经》为圣物时,就派人偷来,以此逼迫霍集占投降。这一头脑简单的做法却更加给霍集占以起兵抗清的口实,当年5月,清军的蒙古副都统阿敏道被霍集占抓获后杀害。兆惠将经书送往北京,而霍集占则派他的儿女霍阿伊(Khoja Ali)和霍青桐(Khoja Kingdom)跟踪兆惠派遣的车队,去夺回经书。

汉族复国主义者们对于回部的反清活动一向颇感同情,甚至认为有利于他们推翻清朝统治而推波助澜。许多抗清的武术家,包括“天山的鹰夫妇(Hawk Couple of Mountain Heaven)”即陈正德与关明梅夫妇,以及曾是关明梅前男友的“古怪之侠”袁士霄都居住在天山,即11世纪逍遥派的故地,当地自昔日的“儿童婆婆”之后,仍然有间或的武术传承,陈正德夫妇的武术来源或许与之有关。而此时在回部中也出现了阿凡提(Nasreddin,生卒年不详)这样卓越的武术大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北武术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