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第3/5页）

我们认为，正是佛教哲学对阿赖耶识等心理深层现象的认识开启了武学发展的新空间。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武学发展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及对其潜能的开发，这必然依赖于对于心灵现象及其与身体之关联的深刻研究。关键在于设想出一种基本的活动模式使得人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却成为产生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碍。由于心灵和身体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唯一可能的身体运动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维和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灵单方面去操纵身体的活动。不断强化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塑造出一个粗暴的心灵和一个被动的身体，而更为微妙和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杀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心灵从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将心灵和身体统一归为“气”的运动，并且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抑制心灵的指挥欲望，让“气”自然地在人体内不断运行。而佛教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迹，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佛教徒认识到一个深于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因此，静坐和内省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让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聆听身体内在的呼唤。在此，一个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第三项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过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这一结构，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无疑问，佛教和道教对于心灵和身体的结合结构并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通过主观的意识体验接触并驯服了这一层面，这也成为他们可能对身体运用自如并调动人体最大潜能的关键所在。51

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这一融合自从佛教和道教接触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公元5世纪与6世纪之交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佛教武学大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5）和他缔造的少林学派。

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

菩提达摩，常常被简称为达摩，是从印度来华的佛教僧侣，他于5世纪末在广州登陆，首先在南中国活动，并曾经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萧衍（502年—549年在位）讨论佛教教义。达摩是瑜伽行派的传教士，他依据一部叫作《楞伽经》的著作主张通过“禅定（Dhyāna）”的方法达到对阿赖耶识的体验，“禅定”是一种通过长时间静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经过长期的练习可以产生出奇异的身体体验。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达摩强调静坐必须对着空洞的墙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

达摩试图教导萧衍履行这种有效的修行方式。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热爱：首先宣誓成为僧侣，再由大臣们从国库拨巨款，从佛寺中将他赎回，以此途径对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经济支持。这位甘于奉献自己的皇帝对达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术却毫无兴趣。达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离开浮华的南方帝国，到北方的魏国去传播他的新教义。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漂过扬子江的。

当达摩来到北方的中心洛阳后，失望地发现等待他的局面并不比南方更好。当地的佛教市场已经被各种夸夸其谈的宗派所占领，而后者并联合起来攻击他是异端。达摩在洛阳也无法栖身，于是在527年躲避到不远的嵩山中，这座神圣的山被中国人视为大地的中心，被称为“中央之山”，具有特殊的神圣意义。

在几十年前的495年，北方的魏孝文帝（471年‐499年在位）下令在嵩山上建立一座佛教修道院，称为少林寺，并任命印度学者跋陀作为院长。在跋陀死后，少林寺希望继续招揽印度僧侣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迎接达摩入驻。菩提达摩在少林寺的活动缺乏可靠史料。唯一确定的是他在三十年代收了一名叫作慧可（487年—593年）的门徒。他无疑还有其他学生，但是慧可最得到他的宠爱。慧可有着道教和武术的背景，为了成为达摩的门徒，他不仅在雪地站了三天，而且砍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臂。据说这种自残行为让达摩看到了慧可修习禅定的决心和潜质，或者他只是被吓坏了，总之他接受了慧可作为自己的弟子。事实证明，慧可是一名聪慧过人的学生，达摩在死前将衣服和饭碗传给了慧可，象征着他得到了自己的真传。

慧可堪称武术世界的圣保罗（St. Paul）。在某种意义上，他比达摩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史书记载他年轻时曾经研究过道教的养生学，这构成了他学习禅定的身体基础。在传统上，达摩被视为七十二种少林寺武术的创始人，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考察表明，这一荣誉应该归于许多后世的僧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慧可。许多证据显示，或许他才是少林寺最重要的武学典籍《易筋经》的真正作者。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易筋经》是慧可在达摩死后，从他身上发现的。然而达摩似乎不可能熟练掌握作为《易筋经》基础的经脉和穴位学说，这或许是将两个独立事件混淆的结果。慧可在达摩遗体上发现的，是梵文手抄本的《楞伽经》，这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手稿，此后一直被珍藏在少林寺的图书馆里，直到十三世纪离奇被窃。52《易筋经》则是独立的发明，既基于中国的经脉理论又吸收了印度的脉轮（cakram）学说。有趣之处在于，本书有两个版本，即梵文本和中文本分别流传。53由于《易筋经》的哲学基础是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本书几乎不可能写于印度。因此，梵文本很可能是中文本的翻译。但是没有史料表明少林寺曾试图将《易筋经》传到印度，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翻译？

这一点可以从慧可的生平找到答案。在6世纪中叶，北方的魏王朝进一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政权——东魏和西魏——而相互攻战。少林寺正好处于双方争夺的中心地带。在这一时期，慧可携带着《楞伽经》的梵文手稿逃离了混乱的华北，来到中国西南部的峨嵋山隐居。在那里他结识了另一名来华印度僧人般刺密谛。慧可可能拿出自己正在撰写的《易筋经》与般刺密谛就佛教学理和其与瑜伽修炼方面的共性加以研讨。54大概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易筋经》被他们翻译为梵文的形式，并且加上了图示。因此，《易筋经》同时产生了两个版本，此后一直被保存在少林寺。这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梵汉两个版本并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