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第2/5页）

但在这一时期，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体科学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术技巧相结合。3世纪最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是军人，譬如号称“与万人相匹敌”的关羽和张飞，他们拥有冲入一支军队杀死其主帅，而自身毫发无伤的能力。但他们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话，也未曾梦想过利用道教的修炼方法增加自己的战斗力。道教法师们则与之相反，醉心于飞向天国的美梦而对单纯的格斗能力不屑一顾。譬如，对人体科学有深入了解的华佗毫无武术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医生，并且最终被曹操杀死了。在许多世纪之后，我们所追踪的这两条线索才会合二为一，令宏伟而瑰丽的武术世界得以出现。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

如果与从西方传来的另一种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汉帝国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见绌，此即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这一信仰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并在此后许多世纪中不断向外扩张。在公元初年中国人通过中亚接触到了这一宗教。当地国家在长安的使节们或许开始劝说他们的中国保护人接受释迦牟尼的真理。公元64年，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57年—75年在位）梦见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宫廷里飞翔，一些可能已经知晓佛教的大臣竭力将其归为佛陀的显灵。于是皇帝派遣两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这一陌生信仰的真谛，他们带回了一些佛教僧人，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佛教征服中国的开始。50

在3世纪之前佛教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务于从中亚来的外国人，除了作为贵族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奇玩物外，这一异国风情的信仰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从2世纪末期开始，战乱和饥荒显著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

后汉帝国在“黄色头巾”起义后，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内战，并于220年分裂为三个部分，这一过程中其人口已经从超过6000万下降到不到1000万，人口损失是惊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汉族政权再次向南方退却，历史进入了约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时期。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华北地区被战争和动荡所蹂躏，社会各阶层都无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于宣称要将一切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比道教更出色地适合了民众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同一时期，佛教征服中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

在佛教日益进入中国的同时，它也迅速被卷入中华帝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批中国民众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资源，当佛教僧团大张旗鼓扩张时，不免与帝国相冲突。5世纪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纪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经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佛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徒。这些运动并未摧毁佛教在民间的根基，但却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在公元6到7世纪的诞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佛教一向以对虚无的追求和非暴力主义而闻名，这似乎与武学的宗旨——在格斗中战胜对方——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并未和武术的发展有明显的联系（与上述近似武术家的道教法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与武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到佛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将宇宙视为因果联系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因果联系中，并在因果联系中消灭。显然，人类的痛苦都产生于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因果联系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虚构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佛教主要关心的内容。现代人认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这样的解脱。但是佛教徒却被“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的学说所困扰。他们认为灵魂自身中有一种力量，能够在人死后保持自身的存在并将自身带入一个新的身体。因此，真正的解脱必须脱离转世轮回（Saṃsāra），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过对宇宙与自身真谛的认识消除灵魂中固执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却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称之为“小乘”：亦即没有办法带其他人上路的单座车。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并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东西都并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须要摆脱执着于涅槃的状态本身。因此“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菩萨”就代替了佛陀成为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自身脱离轮回，而是救助他人脱离苦难和不幸。为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生活以及轮回中去，在其中体验万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运动，使得它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变俗世生活。与此同时，从小乘时期发展而来的佛教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将意识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和意念等诸多层次——被大乘佛教转化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研究。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层认识中，最为著名的是无著和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这一派别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个更基本的层次，被称为“末那识”，亦即自我意识最基本的层面。这一概念对西方思想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哲学家称之为“统觉（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识的背后，是更为本源的“阿赖耶识（Aṣṭavijñāna）”，这是一种甚至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结构，它蕴含着无数意识流的“种子”，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执着的最终起因。这十分接近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对这一点的认识迟了一千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