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3页）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有关“地震捐款”的谣言轰传天下，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然后从“民族大灾难”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灾难的形成、扩大、救援、曲解，以及灾难中的牺牲、躲闪、起哄、鼓噪，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诈捐”的三个学生图书馆，一直屹立在灾区，已无须多言；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没有那个“文史差错”的谣言奇异爆发，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文革”造反派首领的手笔，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文史差错”，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同时，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

……

总之，几乎一切谣言，对我都大有助益。

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他们一开口，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于是，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抬爱”，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

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

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直到最后，为母亲写出悼词。

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