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失散多年的

温柔乡的第一夜非常不温柔。清晨，在声似喊着“不痛不痛”的鸟声中醒来，肩关节僵得像被泥水工巩固了。我被她的文字渗透，竟也做起怪梦。梦中有棵芬芳的桂花树，枝桠间藏了一只奇丑无比的鳄鱼。梦要说什么？美好里藏着丑陋，或是暗示我想要处理这些札记必须先从屠杀一只“鳄鱼”开始。

札记上有一段文字引我追忆：

茑萝爬上黑铁栅，开三朵五角尖的小红花。送我种子的人断了音信。安静的七月布着暴风雨，因为茑萝开了红花，我以为暴风雨也不过是替安静说几句话而已。

我记起那茑萝。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住在新店山上一处以花园命名的别墅社区，远离尘嚣，房屋依山而建，处处绿荫，虫鸣鸟叫不绝于耳。

我第一次去她家实在要拜一场非常虚假的艺文“大拜拜”之赐，那天她也去了。

先说这些看似热闹实则不乏胡闹的艺文活动，有时还能目睹怪现状。会场当然是衣香鬓影，贵宾云集，江湖上各路人马都齐了。然后，递名片、介绍，吱吱喳喳：“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小说家。”“这是台湾很有名的女作家。”“呜，好热，什么鬼地方，唉，小姐，你们没开冷气啊！”“怎么有油漆味儿，你闻到没？我最讨厌这种味道。”“裙摆太长了，刚去德国买的，还没时间改呢。”“台湾最畅销的减肥书是我写的，我跟你讲，我三个月减十九公斤！”“真的啊？”“不骗你，不过，要照我的方式减，胃一定要好，空腹嘛，胃不好不行。嘿嘿嘿，后来又增回来了。”吱吱喳喳。“好，嘿，大家往门口移，我们照几张相。”“杨先生，你瘦了，不过还是美男子！”“杨先生杨先生，你们杂志什么时候做我的专辑呀？”吱吱喳喳。减肥、美貌、衣服配件、名气、销售量、八卦、斗争、情欲、命理，偶尔来点政治，像恰恰舞步掺一段阿哥哥。如果，伍尔夫在座，就算没有精神疾病也会从窗户跳出去。

果然，在另一个颁奖典礼场合，这种忘情地吱吱喳喳的样子，惹恼了一位身上有历史灰尘的太后等级的大人物。她以贵宾身份应邀致辞，演讲内容太严肃、时间超过十五分钟——对一向目中无人的作家而言，安静听讲（或听训）的忍耐度是三分钟，可想见，那波浪似的吱吱喳喳声差不多可以掀屋顶了。太后忍无可忍，在台上发飙：“后面的，不要讲话，请你们安静好不好！”我是得奖人之一，坐相端正，穿大礼服还戴花呢！可是内心像五岁小孩翻筋斗般开心。果然，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但这安静只维持三十秒。

回到大拜拜，我是人在江湖不得不去，倒是她，想必是推不掉才来。那种场合一向是公关人才大展戏剧性身手的时候，依然是衣香鬓影，贵宾云集，银铃般叫唤声或是失散五十年相见才有的惊叫：“哎呀好久不见，我们拥抱一下吧！”抱了这个也要抱那个，抱了小的也要抱老的，抱了顺眼的人自然也要抱不顺眼的人。我豁出去了，喝了四杯鸡尾酒，故作优雅地到处寒暄：恭喜出新书、您得奖是实至名归啊、别在意那篇评论他根本没读懂您的作品，交换名片、交换情报、引见、赞美、一两句轻松的幽默话、拉稿、被邀稿、问候师母、代为问候某某、代我们总编辑问候您，他特别交代要我向您致意（其实他没交代，他最厌恶这种场合，背后还批评人家的作品，但做属下的必须代他修补人际关系免得他太快把人得罪光了）。所以，不知不觉喝了四杯。我熟练这种优雅的酒会礼仪已到了撑不下去的地步，觉得非常累，更觉得自己很差劲。这时，她走过来，我仗着一点酒意没大没小地“亏”她：“你不乖乖锁在研究室写没人看得懂的论文，跑来这里看猴戏啊？”她笑了，学我：“你不乖乖锁在家里写文章跑来做什么？”我故作痴呆状，说：“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把自己‘锁’起来？”

两人都笑开，下一步，自然是双双离开，去了她家。

她的房子颇大，三房格局。客厅雅致，墙上字画是她母亲的作品，一张明式花梨木贵妃椅及大茶几混搭缇花布沙发，简约大方，除了到处是书与资料，收拾得还算干净，一踏进来立即感到清幽。一人份的清幽。

“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她引辛弃疾《沁园春》句自谦。龙蛇指松树之姿，当时辛弃疾在江西上饶灵山松林间筑屋，故有此作。

“拜托，这算小啊？”我说。

主卧室改成书房，四壁皆书，有一面大窗，正对着几棵阿勃勒树，像三四个黄洋装少女站在路边吱吱喳喳，在未踏上命运旅路之前，当着晴空流云的面，分享闺中秘密。

宽阔的前阳台望去，是未被遮蔽的天空及仿佛伸手可拔出笔筒树的山峦。远处有户邻居种了几株樱花，据说这儿是最佳赏花地点，隔邻种的九重葛荡来枝条，献出艳色花朵，像不时过来趴在窗台看她在不在的隔壁班同学。鸟声啁啾，鲜有人影，是一处可以偏安的个人小朝廷。阳台上置休闲式桌椅，想必常在此远眺。养了几盆兴旺的盆栽，一盆茑萝攀着栅栏正在长。料想她读书之余颇爱园艺，其中最大盆是蔷薇，欣欣向荣，尚未开花，仿佛一台自动打字机，聆听过量的暗夜独白，不得不打出满载的绿色语言。

有一间房，墙上挂着母亲照片，房内堆满从老家搬来的母亲与姐姐的箱笼。问她为何不清理，她说不知从何理起。我是看不惯杂乱的人，无法理解“不知从何理起”是什么意思。她随手打开爆满的衣橱拉出一件红色盘花绒布旗袍，说：“这怎么理？我三岁时妈妈穿这件衣服抱我，照全家福。”又抽出一幅水彩画，蔷薇写生，妈妈一面画一面唱《五月里蔷薇处处开》，说着，眼眶泛红。

那间房是她的家庭生活博物馆，老家缩影，漂泊者的童话屋。她把酷爱摄影、作画的妈妈留下的照片、画作与现实对象做了联结，建构已消逝的往日时光，仿佛一切仍在。我立刻理解，她只要躲到这里，等于像放学回家而下一秒钟妈妈会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问她饿不饿一样。

甜蜜的混乱是需要的，活在光影缭乱、分不清拥有还是失落的世界很辛苦，不必赶尽杀绝。

“你姐回来住过吗？”我问。

她摇头。姐姐在美国拿了学位后，顺理成章就业结婚生子，在异国扎根扎得不错，台湾对她而言已浓缩成一年一次的支票与贺卡。清明节前夕，她会寄信来，一张支票一张卡片，给她的短信吩咐买鲜花水果祭拜母亲，余款一份给她，一份包成红包留待父亲节、过年连同卡片带给父亲一家，做事非常有效率。信末必写“简单几句，后信再谈”，这几句后来变成我与她通联时的调笑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