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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还挺懂啊。

他说，幸亏我懂，不然被人刺了一刀我还不知道是痛是痒呢。

我说，我哪里把你弄痛了？又哪里把你弄痒了？

他说，我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对我的秘密知道得那么多。我都怀疑你在我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说实话，看完你的小说我差点报警了。我仔细检查沙发、茶几和书房角落，看是否找得到监视器之类的东西，问老婆最近有没有可疑的人来过家里。我那篇论文，除了你，没有谁能看出来是抄的。我采用了一些非常技术的、隐秘的手段，而你在小说里把它们全写出来了。我敢肯定，有不少人，尤其是大学教授或学生读了你的小说之后，马上会如法炮制。你说你多么恶劣！难怪上面要规定，文学作品不能把犯罪的过程和细节描述得那么详细。我就是把这个理由端上去，法院也会判你有罪。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无聊，居然还冠冕堂皇起来。我也不客气了，说，难道你想在法庭上说，你搞了女学生，剽窃了别人的书稿，而且还理直气壮？你要打官司，我奉陪。

他说，别以为你写的是小说，法院就不会受理。现在，小说侵权的官司可多了，这说明法律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这篇小说，不仅仅损害了我一个人，而且损害了广大教授们的形象。

我说，可笑。

他说，一点也不可笑。你忘了，以前有个女作家，写一个人变成了牛，结果被判了刑？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坏，也不能变成牛，对吧？你们作家，脑子都比较乱，还有一个人，把人变成了甲虫，居然成了大师！就说那个把人变成了牛的女作家吧，虽然她没写真实的姓名和地点，可她还是输了官司。她坐了牢。对方很快把她告倒了，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他没有变成牛。而且他还证明，他根本没干过小说里写的那些坏事。当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场景，女作家找了许多老百姓证明对方怎么怎么坏，原告则到乡政府打了个人格证明，证明他政治觉悟高，是先进个人、新长征突击手，到了法庭上，双方都出示证据，法庭似乎难作决定，但原告律师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到底是村民的话有说服力，还是乡政府的公章有说服力？

我说，我知道那件事。但我觉得，那个女作家落入了某种圈套。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去证明什么事情的真假，因为她写的是小说。

他说，你很天真啊。跟你说，在法律上，并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有“文字作品”。

我说，毕竟，法制建设也在进步嘛。

他说，要进步也是向我这边进步，而不是向你那边。如果我跟你打官司，我们学校，还有相关的教育部门都会给我开证明。我每年都被评为全校乃至全市先进教师，就是国家级的奖项我也拿过好几次。我的照片常年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我说，难道你忘了，你跟那个村干部不同，他想证明他不坏，而你恰恰相反。如果你真的起诉了我，你希望他们给你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你搞了人家女学生并剽窃了别人的书稿么？

他说，对，就是这样，我跟女学生谈恋爱，是我的隐私，也是我的自由，我和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没权力干涉，我抄袭一下别人的书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谁都在这么做，又有什么错？难道你不懂得罪不责众吗？

我说，那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他说，你这是跟大多数人过不去！你孤芳自赏，自以为了不起，你具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像你这样的人，迟早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抓起来。

他又说，你们作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剽窃的是论文，你们却剽窃了生活。

我说，你还挺幽默。

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幽默，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永远站在被告席上。

我说，照你这么说，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那些暴君或暴徒，倒应该是历史学家了？——也许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是个记者，有一次，没经批准在网上发了一组灾难图片——你知道，在那次火药爆炸事故中，有几十个小学生被炸死。几天后，一帮警察忽然闯进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包雷管——天知道它们是哪里来的。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虽然不久又被放了出来，可他失去了工作。

他说，是啊，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什么不写？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事情？一篇好小说，应该是光明的，向上的，要从大局出发。要讴歌，要礼赞。

我说，作家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

他说，你看，你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说，承认什么？

他说，你刚才说，“难道只许你做，不许我写？”这不正好说明，你写的就是我么？

我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并沿着它笔直往前跑。我的处境并不比当年那个女作家好多少。我自己也不知不觉把对方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了。这太可怕了。我赶紧问，你没录音吧？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起来。

我心虚地说，这样的案子，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他说，我会让他们受理。

大街上

那是个疯子。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疯子，那要天分。有些人是注定要成为疯子的，而有些人永远不能。真正的疯子，从外面看上去，和常人没有区别，她的一切，都在内部进行。她紧紧地捂住自己，绝望和恐惧在手上闪烁。她简直不知道怎样藏起她的手。手啊。她已沿着寓城大街游荡多日。她可以没有行李，但不能丢下那只黑色包裹。它将纠缠她一生。现在，她来到了寓城南门新建的贸易市场外面。午后的微微倾斜的阳光顽强地射在她的脸上，刺激得她淌出了泪水。最能伤害眼睛的，不是黑暗而可能是光明。她站在发烫的水泥街道上一个椭圆形绿色垃圾箱旁边，拈花微笑，又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她不知疲倦，旁若无人？她离那个垃圾箱还不到两米，上面放着她的黑色包裹，包里是她的孩子。是的，她的孩子，不过，已经没有了生命。几天前，她来到了寓城医院。她排了整整一上午队（大家对医生总是寄予着很高的希望），在医院快下班的时候才挂上号。她在二楼一个拥挤的门前找到了妇产科。这里绿树掩映，生意兴隆，金属器械的碰撞、女人的痛苦呻吟和自来水的哗哗声穿梭交织。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这时她才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医生不易觉察地阴冷一笑，示意她走过去。检查？引产？刮胎？医生快速地摆动着手里的圆珠笔，不耐烦地问。我……我……引产……她支支吾吾。医生把笔叭的一放：引产！又是引产！她把头尽量地低下，以求医生能小点声。恐怕没那么简单，先住下再说吧。医生很快地写了张什么，让她到下面交了钱。然后有人把她领上三楼，打开一间房，扔给她一堆发着怪味的被褥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被领到一间嘈杂的病房里，那人指着一张黑乎乎的床对她说，这是你的。她顾不上脏，一屁股坐下，大口地喘着气。这时她才注意到其他人都在看着她。她微微低下头，但不一会她又忽然抬起来。床上的钢丝已断了一些，有锈，仿佛一团团的血迹。她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在走廊里奔跑着，找不到卫生间，只得随地大吐起来。她在医院住了两天。她想早日卸掉身体的重负，重新回到阳光和爱情的世界里去。但医生就是不给她做。她去问，医生不耐烦地说：没家属签字我不能动手，你以为像吐痰那么随随便便么？她气坏了，花十块钱在街上拉了个人来做了家属。医生让她躺下，在她腹部狠狠扎了一针。金属和钙质摩擦的声音十分难听。她想，这一针一定扎在孩子的头上。她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母亲，应该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忽然苏醒了。她有些愤怒地盯着医生的手（它们白皙纤小，蓝色的血管如海底的水草），骂道：操你娘的王八蛋！你说什么？医生没听懂。她重复了一遍，医生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你冷静点吧，冷静点。她用力一推，医生后退了几步碰着了墙一屁股坐下来。但针头还竖在女人的肚皮上，像逃出圆圈的直径。医生挣扎着，想把它拔出来，可女人迅速地裹紧了自己，逃往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