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看场电影

我很少看电影，从来不看电视。不是说电影和电视不好看，恰恰相反，我觉得电影和电视太好看了，我一看就陷进去，一陷进去就是一两天。我没那么多时间，要读书、要行路、要做事，负担不起这种沉溺，不敢这样陷进去。所以，我住的地方从来不放电视机，我进酒店房间第一件事就是关掉电视。

二〇一五年暮春，我的第一部电影《万物生长》公映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和宣发让我改变了对影视的看法，以后要多出出门，拉着老伙伴和小伙伴去看场电影。

《万物生长》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国学商，暑期实习时穷极无聊，大块大块的时间摊在美国东北部完善的体制机制下，青春时代的肿胀和无奈沉渣泛起，在脑海里久久不散。海明威讲过写作的一个巨大用途：“When it is written, it is gone.”写下来，就过去了。我想，写部长篇小说吧，把这些青春时代的肿胀留给已经逝去的青春，然后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吃喝玩乐、经世济民了。我用了十五天时间没日没夜地写完了《万物生长》，凌晨一点，敲完最后一句“我是你大爷”，油尽灯枯，轰然倒下，蒙头睡去。在睡去之前，用最后一点气力，把电子文稿发给了我医学院同宿舍的张炜。张炜那时候正在哈佛大学读公共卫生的博士，在协和的时候，他在我下铺住了五年。我在上铺一动，就有蟑螂的分泌物和身体零件散落到张炜身上。他说，有一次一只完整的蟑螂尸体准确地落进了他在睡梦中张开的嘴里。

早上七点，我的手机响起，是张炜。他说连夜把《万物生长》看了，忍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没忍住，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书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编的，但是总体是如此真实；再过十五年，把这本书给小师弟小师妹们看；再过二十五年，把这本书给儿子女儿们看，坦诚告诉他们，我们这些人曾经如此不堪。电话里我简单说了谢谢，一颗心放下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部小说具备了它最重要的价值：挖掘人性，还原真实。

《万物生长》是我原著改编的第一部电影。二〇一四年暮春，李玉导演要了《万物生长》小说的电影改编权，问我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要求。我认真想了想，说，电影首先是导演的，原著作者最多提期望。然后，我提了三点期望：

第一，拍出幻灭。《万物生长》里这些顶尖医学院里的医科学生是有崇高理想的，他们尽全力读书、修炼，为了能在专门领域成为顶尖专家，为了能有自信说他们是死亡面前最后一道屏障。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学霸尽管让很多人觉得装逼，就像金线理论让很多人觉得妨碍了他们走捷径，但是这些人得了疑难杂症还是要找有理想的学霸而不是街边号称一针灵的不装的老军医。在青春期有理想就一定有幻灭，会头破血流，会无可奈何。尽管如此，年轻人的理想依旧是世界变得美好一点的主要动力。

第二，拍出人体。人体是人生来就有的器皿，给人很多愉悦，也给人很多困扰，青春期尤其如此。二十岁，女生无丑女；二十岁，男生皆紧绷。女人体，可以美如花草；男人体，也可以美如花草。女人体和男人体缠绕，也可以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第三，拍出诗意。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诗歌似乎是最无用的东西，诗意似乎是装逼中的装逼。但是，诗歌是我们世上的盐，诗意是我们胸肋骨下隐隐要长出来的翅膀。

以四十多岁的年龄看二十多岁时的诗意，有两句诗反映心境。

其一

你对我微笑不语

为这句

我等了几个世纪

其二

老来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

（白居易《偶作寄朗之》）

如果《万物生长》电影拍出了幻灭、人体和诗意，就不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片了，就能包含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某种深深人性了。

二〇一五年四月，《万物生长》电影公映。很多人问我，我给这部电影打几分？我和这部电影的关系太密切，看了太多遍，我无法客观打分。但是我包了五个电影厅，请我从小到大的师友、同学、小伙伴儿、老伙伴儿五百人看《万物生长》电影，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多么喜欢这部电影。

在电影放映之前，我到五个电影厅串场，每场都唠叨类似的话。我说，这次我见识了电影的力量，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如此浓重的情感注入那么多人的心里。在这个移动互联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要有意识地少盯着手机看，我们要多出门和伙伴儿们看看电影，散场后撸串、饮酒、聊天，盯着彼此的眉眼看看。看电影的时候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撸串、饮酒、聊天的时候把手机调成振动，没电话进来就绝不碰手机。

所以，或当原著作者，或当编剧，或当导演，我要在之后的五年里每年弄一部电影，每年包场和伙伴儿们在线下好好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