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

密折政治也比特务政治高明。特务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帝王为了强化皇权，做了两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阁臣，也就是不要国务总理，只要秘书和秘书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皇帝一人兼任。这个制度，清代继承了下来。二是建立特务机关。具体地说，就是让明代臣民谈虎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在明代建国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幸臣管理的专事侦缉的特务机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设立东厂，职司与锦衣卫相同，但由太监管理，与皇帝关系更近。到了明宪宗的成化年间，因两个太监争夺东厂，又设立了西厂。此外，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因宠信太监刘瑾，还专为他设立了内行厂（刘瑾被诛后撤销）。特务机关如此之多，明代政治也就堪称特务政治了。

明代的特务政治极为恐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甲乙两人在酒店吃酒。谈及时事，甲称厂卫明察秋毫，乙则大骂厂卫横行霸道。甲劝乙少说这些话，乙说：怕什么，他们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第二天，甲又上街，却被一个陌生男子拦住，说有要事相告，要请他吃酒。甲被带往昨天和乙吃酒的酒店。一进门，就见一张人皮钉在墙上，正是某乙。陌生人冷笑着说：看见了么？谁说不能把他的皮剥了！某甲吓得魂飞魄散，暗自庆幸自己昨天没说厂卫的坏话，说的是好话。

明代的特务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极其不得人心，事实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们的本意，大约是信不过手下的官员。这种担心当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宫阙之中，与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发布，民情的上达，国家的管理，政权的维护，都靠官僚。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范的力量。所以，除公开的监察机关（如御史台、都察院）外，还要有秘密的特务机关。但特务也要有人来做。官员信不过，特务就都可靠么？结果，官员因失去信任而心怀怨恨，特务则因权势过重而胡作非为。一个不尽心，一个干坏事，明王朝也就被折腾得垮了台。

密折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虽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员的意思在内，却表现为对官员的高度信任。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过的人，才给予密奏权。雍正一朝，有密奏权的人尽管大大超过康熙一朝（大约十倍），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可专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种特权。封疆大吏一旦失宠，便会失去这特权；底层小官如蒙圣眷，也可以得到这特权。特权总是令人羡慕的，直接和皇上对话更是实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级较低又远在外地的官员，一辈子也难得和皇帝说上几句话。现在有了“直通热线”，有什么说什么，想告谁就告谁，顶头上司也管不了，还不怕泄密，其欢欣雀跃为何如？自然积极踊跃奏写密折，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实惠也不小。废除了人人憎恶的特务政治，既省下一笔开支，又大得人心，还能防止特权的滥用。因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并无其他权力，也无特定组织，不会像明代的厂卫那样，变成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却又不因特务机关的撤销而减少，反倒变得更多、更广。因为副省级以上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耳目撒遍全国，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张无所不包又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这些耳目互相监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天下事尽知。于是皇帝便成了帝国的神经中枢，成了全国惟一的全知全能者。遍布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有密折权的官员，是他的神经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这些牌来运筹帷幄，也可以用这些牌让官员们竞争恩宠，自己坐收渔利。总之，正因为建立了密折制度这样一个“经络系统”，帝国的心脏和手足才真正联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国家的“元首”——帝国的意志所在。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