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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那些政治斗争终于结束以后，他直到1980年才见到了露西。

“我们没有提到梦家的名字。”巫宁坤轻轻地说。“对我来说，如果要我说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难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话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很高兴露西没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没有哭。她意志很坚强。”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材料很残忍——在梦熊的回忆里，她坐在四合院中，让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巫宁坤说她拒绝谈论过去，但有那么一些时候，表面的坚强也会崩塌。埃莉诺﹒佩尔斯坦是芝加哥美术馆的馆长，在露西1990年来访美国时，他曾经陪同露西参观美术馆。佩尔斯坦说，露西那时候是个迷人而开朗的老太太，但当他们参观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铜器时，露西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一看见那些文物，就变得十分激动，以至说不出话来。她说她那本梦家写的书——《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商铜器》，已经在“文革”中被夺走了。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

李怡恺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喝白兰地。她刚参加完当地的一个天主教集会——16执事的任命仪式，脖子上戴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她听到她的丈夫正在谈论过去的事，就摇了摇头。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特别的健忘。”她说：“我老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了，也记不住新的事情。但所有过去的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还记得很多的细节，记得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我的女儿说，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细节的呢？”

巫宁坤笑了起来，抿了几口白兰地。

“例如我丈夫被逮捕的日子。”她说。“那是1958年4月17日下午两点。我总是记得那个时间。我也记得我三次去河北监狱看他的事情。”

我问巫宁坤，他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那些年，是怎么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的。

“那时候我会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兰·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兰·托马斯在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首诗歌吗？《而死亡也不得称霸》里头有一句‘在刑架辗转精疲力竭’。（注：此处采用的是北岛的译本）这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尽管我们遭遇不幸，尽管我们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称霸’。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听过迪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我记得是在1950年。他的朗诵非常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