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2/6页）

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花瓶上，在画作里，或者就贴在门口。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在中国的寺庙里，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19世纪，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

当然，书写是很困难的事。中国学生要认字，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由于没有字母顺序，分类变得很困难。（甚至时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渐渐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现在我们叫做“部首”；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还有9千多个汉字。

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17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

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依夫林·罗斯基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据他估计，18到19世纪，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间，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国差不多。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

对于外人来说，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学习中文就相同于“半殉难”的行动；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这不足为奇了。数百年来，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文化信念上的危机。中国多次在外国人手里吃了败仗，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一切，包括其珍贵的文字体系。在学者们重新发现甲骨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考虑要完全地废除汉字。191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者钱玄同建议，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都应转换为世界语。

其他大部分的建议方案都没有这么极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沿用原来的文字，但要从文言转为白话。1910年代末期，这种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最后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五四”运动呼唤中国的政治和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文言文。学校、政府机关、书本和报纸开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话的文字体系，普通话是北京地区的方言。这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欧洲，拉丁文是被多种方言所取代，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国，大半由于没有字母体系的缘故，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字的统一为代价。所有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着同一种书写方式。

改革者认为，文字改革还需要再前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语言来进行书写的。例如，一个温州本地人要学会识字的话，他就必须先学习普通话。这相当于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阅读和书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例外：香港人发明了一套体系，可以用中文来书写他们本地的语言——广东话。即便如此，传统的汉字很多都不适合广东话的发音，香港的文字体系必须要增加10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大部分符号都是特别为广东话所设计的。其他的中国方言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体系，仍然无法书写；假如要为每种方言建立文字体系，这将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体系，一切就好办多了——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圣经”证实了这一点。整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文字的字母化，认为汉字本身阻碍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发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大概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就主张改用拉丁字母体系。他写道（用汉字写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么中国文字就不行……汉字时我们祖先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们要不就牺牲这种遗产，要不就牺牲我们自己：那要牺牲哪一个呢？”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