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了同一个细节。对陈梦家的自杀，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强调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暧昧事件、对陈展开的批评攻击、陈在美国的日子等等。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梦家卷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让我们跟随这条线索，回溯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返身经过眼前的老人、经过那位诗人式的学者、经过安阳的考古挖掘、经过一个又一个朝代，甚至经过了甲骨。这就到了那条线索的终点：一个全然的开始。

起初人们画图。古代，人们把图形简化，并设定大致统一的标准；一幅幅草图变成了一个个象形文字。这办法行得通，直到他们遇到了无法画出来的抽象概念，这时他们开始在声音上动脑筋了。

想象一下，一下这三幅简单的图画代表了三个英文单词：“叶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现在，重新组合一下这三个象形文字：

快速说出这三个词：“Eye-Bee-leaf；I believe.”（注：这三个英文词汇按照象形文字的声音组合，形成了新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用这个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象形文字的构字法则。）这个句子里处理了两个抽象的含义：第一人称I（“我”），以及动词believe（“相信”）。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记号，让读者能够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区分开来：

在这样一个文字体系中，书写者聆听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同音词、发音相近的词、押韵词；然后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词汇。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声音：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口语里的声音，而非一幅图画。这就是你可以严格定义文字的时候：文字即言语的图解式描绘。

没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文字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形成过程也不会有记录在案；但专家们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东亚已知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了。商朝的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虽然很多字体和早期阶段的象形文字有关联。商朝的“目”字是这么写的：

这种文字体系叫做语标。每个字表示一种音节，而声音相同、意义却不同的音节——也就是同音异义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号来表示。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伟”字写法和“萎”、“伪”都不一样，虽然这三个字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现的考古记录也是在语标的阶段。（苏美尔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出现约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文是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不过维托·H·麦尔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假设，认为商朝文字和近东文字有关联。

这些早期的文字体系都不简单。在语标体系中，读者必须记住几千个符号，而且不查字典的话，就经常会读不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时候，近东的闪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转换成世界首个字母体系。字母体系允许一个音节再细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语标体系相比，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在字母体系中，可以通过微妙的差别区分出同音异议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字。人们能读出不熟悉的词语，而且字母体系在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转换更加容易。举个例子，你听见美国南部的人说“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写出他说的每个音节的发音：“Ah bleeve”。

语标体系则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别。此外，字母体系只需要记住20到30个符号，而非几千个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原来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流传下来。苏美尔文字并没有直接传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启发首个字母体系的作用，以间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仍然书写着汉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文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语标体系，其基本原理在长达3000多年之间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惊讶地没有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写下“目”、“雨”和“牛”的时候，把这些现代文字和同样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来如同近亲：

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词语的复数、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

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却保持不变。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体系，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在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中国也有些白话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语标体系中，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不像字母体系，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