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选举（第2/5页）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