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今夜你并不寂寞（第2/8页）

对艾米莉来说，陆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开始艾米莉给我写的信里，形容陆云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过渐渐地艾米莉改变了想法。她发觉，陆云会在同事背后捣鬼，暗地破坏大家的关系；还常常在老板面前谄媚地说好话，背地里却狠狠地骂他。工作一年以后，艾米莉很想知道陆云到底关心什么。那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听着胡晓梅的电台节目，一个打通热线电话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个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几回热线电话，慢慢地，艾米莉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为何对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讲的故事让艾米莉联想起陆云：

“她说她受过小学教育，刚来深圳时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她又去别人家里做佣人。那时候她觉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她开始自学。最后，她为了拿到一个专科学院的文凭，参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学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于是她用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假文凭这种东西如今你上街就能买到。她确实买了假文凭，不过她也确实学习很刻苦。她本来就有那张文凭的水平。

有了新的学历，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认真，职位也越升越高。不过，她时不时会做些事情，确保其他同事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低级员工升了职，她就会想法子使些招数，让她没办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说出这些事情。她说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别人威胁时，才会这么干。其他时候她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她。他们并不知道她藏了什么心眼。

她也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说她常寄钱回家给父母，也写信给他们。该做的她都做了，不过她心里并不爱她的父母。她一点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

她打热线电话去电台，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寻求建议，只是因为她有倾诉的欲望。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后，胡晓梅问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回答说，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于隐藏自己了。她还说，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来都不后悔。

她挂了电话以后，胡晓梅评论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说这个女人的心肠太坏、冷漠无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拯救她。”

实际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在涪陵教师学院是拿最高等级工资的教授。他去过两次美国，为学术会议做论文报告，这种经历在涪陵这种小地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成功的往事，在中国的过去，可能也只变成惨淡的阴影罢了。艾米莉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她父亲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为先，知识分子被认为有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了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邻贵州省的边界。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绝望；不过艾米莉的父亲是在农村长大，他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在煤矿的时候，不断向组织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是遭到拒绝。和艾米莉一样，他的脸宽宽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安静、沉着的气质；无论人们是否受过教育，与他相处都会感到舒适而自在：

“我觉得，他在煤矿工作的那些年，生活过得并不是太苦。那儿的人们都很尊敬他，给他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做会计。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故事还被当作奇迹在当地的工人中流传：人们说他只是看看账簿就能算出余额。”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矿上工作。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政府允许她们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挂了很多毛主席的画像，还摆着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还有比艾米莉小两岁的弟弟，都在那儿长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国9个合法的政党之一。在涪陵，知识分子似乎都愿意加入民盟；不过这个组织像中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都得服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些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一回，艾米莉对我说：“我父亲说，每次共产党说了什么话，民盟马上就会附和。不过，在民盟自己的会议上，他们会说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能公开地说这些话，不过至少可以在内部说一说。”

当艾米莉还没长大的时候，她的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句话。她相信共产党版本的历史、政治和时事。而她在学校用的空白练习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练习本的封底，都印了两句话：

台湾、苏联和越南通过电台散布谣言和假话。

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敌人的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都从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尔，艾米莉的父亲会说出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并不同意当局的态度，但他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对于艾米莉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大学时期。她对于英语系里某些官员的受贿行为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她还觉得，学校制定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学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问。她不喜欢刻板的宿舍生活；读大学的头一年，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不住宿的学生。毕业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讨厌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因为我曾经对那些话信以为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父亲在五十几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他应该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不同的时代，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艾米莉父母年轻的时候，变革推广到农村，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试验。20年以后，艾米莉和她的姐姐迁徙到了城市；她们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这一个“经济试验室”。两代人参加的试验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试验，而这一代人是经济上的试验；第一代的试验是全国性的，而第二代的试验实质上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个私人决定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