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4/8页）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对这个城市的作息更为熟悉了。北京时间并非稳定不变的：偶尔，会有那么一星期，长得像不会结束似的；或者只为了一个短短的早晨，就动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的筹备——例如1999年的国庆日纪念。有些日子，党想要人们铭记；有些日子，党希望大家遗忘。有些日子，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有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偶尔又会有那么几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刻，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纪念。

通常，日历上出现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邻近地区搜寻一番。那个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周年纪念，也可能是举行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无论是哪一个，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检查居住证。这段日子对北漂的人来说是很煎熬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关的文件；维族人此时也会遇到麻烦。每次北京的某个重要日子来临，波拉特总是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低调些。

不过，对北京城里的大多人人来说，这只是一件无可奈何的麻烦事；那些警察也这么认为。毋庸置疑，是最高层下达了命令：某政府机构告诉下一级的政府机构，某日要特别警觉云云，接着这些话又逐层传递到下面的有关部门里。最后，命令传达到负责社区事务的警察里，他们就奉命来到处搜寻一番。不过，他们执行这种任务时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后就走到别处去了。每次他们来敲我的门，我都保持沉默，装作没听见。我从来没有在我所住的公寓里办过什么登记手续，因为这地方严格来说是不准记者居住的。

当然，每个北京的记者都会对这座城市的日历了熟于心。对于某些事件，媒体已经有事先写好的稿件（译者注：此处指境外媒体）；到了那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时间就被分割成小时计算，记者们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蹲点，观察是否会有游行示威。通常来说，那天都过得很无聊，甚至会让人很不愉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历上圈起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无法拼凑成型，很难找出什么特定意义：这儿一场示威，那儿一个周年纪念。这种状态符合党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去广场上纪念六月四日，另一个人是去纪念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个人永远都不会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没有重叠；岁月步履蹒跚地前行，没有留下任何的诉说。

不过，如果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它再度发生；那感觉就非比寻常了。那种情形，像有一条穿过了好些年头的细线，把时间长河里的两点连接到了一起。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能触摸到大街小巷的脉搏。今天，我快要骑到市中心的时候，传呼机响了，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按传呼机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伊恩·约翰逊，我《华尔街日报》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边。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筑群落的统称，位置在紫禁城旁边。有谣言说那儿有些人在抗议。

我骑着车子，从文锦路往西去，经过北海公园，随后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里外站了有三四层。大部分是中年人，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算一下人数：100，500，1000，2000。只是文锦路一带，据我目测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妇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么一会儿，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统计人数上，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但随后，我突然发现了四周的安静。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大叫，没有人唱歌。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儿，平静地凝视着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着头脑。有几个北京当地人刹住自行车，问那些聚集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人回答。有个男人开始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麻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我下了车，走到人群里，希望找到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试着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沉默。一个老者。沉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一个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为体面一些，说的普通话带着口音，我听不出是哪儿的方言。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首领之类的人物。“我们练习Falun功，”她告诉我说：“我们只想得到官方的认可。大家都指责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要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好的组织，否则就会持续集会。”

我们的交谈很短，接着就来了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摇了下来。那个女人急急地走过去，车门打开了，她低头钻进车里。几分钟后，她从车里出来，然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摇摇头。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挤进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会过后，时间加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自从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宗教气候经历了剧烈的改变。起初，共产党人对宗教持批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他们蓄意要毁掉所有宗教。毛泽东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信念；不过，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不过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复苏了，教堂来了新的信徒，被毁坏的寺庙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这些信仰有着严格的限制，共产党只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国人开始沉迷于气功。气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练习和沉思冥想。从来没人把这些锻炼方法称为“宗教信仰”，任何一个宣称有新信仰的行为，都无异于向党挑衅。气功的练习者们把他们那一套注册为“锻炼身体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个来自东北的男人创了一套新的气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称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气功派别，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锻炼，但它分明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它的书籍里强调信念和锻炼并行；它所用的很多符号和术语源自佛家和道家。无论它注册时填的是什么，它看上去更像是个宗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