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2/8页）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