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本然与虚无（第2/3页）

谈到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于自然的关注或研究，也许我们还应该提到麦克斯·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蒂纳曾受到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推崇。他1844年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被认为对尼采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人的定义是，人类不过是在面对自然时会产生出幻觉并受这种幻觉所支配的动物。施蒂纳发现，当上帝和彼岸世界被摧毁之后，人类心中那个充满幻觉的彼岸世界却依旧存在。而自然（实存）是先于本质的，个人如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回归到这个自然中去，把人从“本质”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宗教、美德、人道主义、社会、国家和法律不过是这种“本质”的衍生品。[78]麦克斯·施蒂纳之所以被后人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城市小市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过于惊世骇俗。有一种说法，当时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公开场合批判其作品的伤风败俗与荒诞不经，却在私底下贪婪地阅读，为他着迷，并赞不绝口——这与李贽在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所受到的矛盾待遇有点类似。在今天，更多的人愿意给予施蒂纳极高的评价——尽管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是明白无误的。

应当说在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纪出现的反道德主义、虚无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背后，对“自然”的发现、诠释和辩论，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萨德之后，“自然”这个概念一直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比如说尼采的“狄俄尼索斯”、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的“意志”、 施蒂纳的“实存”、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而到了阿多诺，他似乎更愿意恢复其本来的名称，即“自然”。

当然，在《金瓶梅》写作时的晚明社会，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概念还无从谈起。但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界所发生的那个重大的观念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两者出现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经济的飞速发展、阶层流动性的增加、新兴商业伦理的初步形成。另外，明代地方经济势力（如晚明的东南沿海集团）迅速膨胀，开始影响到皇权政治，单单依靠旧有的“一贯式”儒家道德、伦理，已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明代社会法律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法律的倚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法律的运行和实施，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有这些内容，在《金瓶梅》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的冲动，首先从宗教开始，依次波及到道德和法律层面。中国社会并无西方式的宗教系统，因此思想变革主要在道德的领域内展开。不用说，《金瓶梅》正是这样一部对社会政治、道德、法律的伪善展开批判，并对传统社会人情伦理的“虚妄”进行全面质疑的作品。如前所述，西方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是在“自然”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对“自然”的发现，构成了反基督教主义、反道德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金瓶梅》的“嫉伪”和道德批判，也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当然不是萨德、施蒂纳、尼采的“自然”，而是佛教与阳明学“无善无恶”的“本然”。

西方“回到自然”的观念，是建立在博物学、实验神学、宇宙起源学说以及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金瓶梅》所强调的回到“本然”，虽说有“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意味，但主要还是回到心体的空寂、澄明和“无”（很显然，那是一个排除了欲望乃至于是非善恶的“空寂”）。因此，“回复本然”的观念，既提供了社会道德批判的动力，同时也暗示了“出离世间”的归宿。众所周知，儒学内部的“本然”或“本来主义”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即由《周易》所确立的天地万物造化流行之“至善”。虽说在程朱的时代，理学受到佛学的重大影响，但朱子并未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绝对分开。通过格物，个人完全可以排除昏昧与蔽障，达到对本体的洞彻。然而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之流行，有了更多的禅宗意味，至《金瓶梅》，则有了用禅宗的“真妄”来取消善恶是非的倾向。这必然就有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

这里应当说一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然以勘破人情伦理的虚妄为己任，但作者通过议论或诗词，也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大部分浅显质朴，有时甚至沉闷乏味，但它毕竟在质疑道德的同时，构筑了道德保护。《金瓶梅》的这种特殊修辞，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既是又非”的策略。前面已经说过，西方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以及明中期以后的色情小说，都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策略。但绣像本（崇祯本）的作者，在“反道德”的立场上要比词话本激进得多。他将《金瓶梅词话》中的道德说教进行了大量删除，代之以驴唇不对马嘴的“艳情诗词”，同时也“别有用心”地修改了部分文字的内容。

坦率地说，绣像本作者的增删与修补，对《金瓶梅》一书贡献卓著。其中很多的内容，都反映出他在文体意识和修辞技法方面的技高一筹（我有时会纳闷，为什么《红楼梦》就没有遇到这样一位才华相类的后继者？）。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已有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对于崇祯本作者强烈的去道德化的倾向，则较少有人关注。毫无疑问，崇祯本作者的“去道德化”，客观上使《金瓶梅》一书增加了更为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

由于崇祯本是较为流行的一个本子，我猜测曹雪芹读到的正是崇祯本。

虽说善恶是非或许因为伦理纲常的过于机械而变得“虚妄”，虽说“理性”可能扮演着“恶”的帮凶，虽说“人情”裹着一层伪善的外衣，令人觉得凶险难测，但干脆取消是非、善恶、理性和人情，这个世界会有怎样的危险？这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也许是最早的反理性主义者，但他的一只脚仍然留在理性之内（尼采却毫不犹豫地跨了出去），他只是将理性放在了引号中——如有必要，这个引号是可以拿掉的。也就是说，康德并未最终取消理性，这种态度是意味深长的。十八世纪狄德罗《拉摩的侄儿》一书，因其反道德的因素，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欧洲，席勒、歌德、黑格尔都深受影响。但歌德对《拉摩的侄儿》的仿写（《少年维特之烦恼》），则对狄德罗所嘲讽的“旧时代的高贵”重新给予了正面评价。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特意指出的那样，维特这个诚实而纯洁的灵魂，是穿着深蓝色的外套、黄色的马甲和靴子自杀的。维特具有强烈的分裂意识，但他却顽固地保持诚实的灵魂。正是这种在分裂中坚定地维持信念的固执，使他遭遇了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