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本然与虚无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萨德或《金瓶梅》。

萨德不遗余力地攻击上帝和基督教神学。萨德的作品中并非没有恐惧，但却从未有过对于上帝或彼岸世界的恐惧。他声称，对于上帝的遵从，是人类唯一无法原谅的错误。除了现世的享乐（它能够为感官所确证），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末日审判或宗教裁判所。而在这样一个感官世界中，情色是首要的动力和最后的目的。

萨德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世的法律。他认为法律是人为的，甚至是任意的，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法律从未带来任何形式的公平和公正，相反，它加剧了世俗世界的不公正：“他赞成私刑复仇，而不是法庭：人可以杀人，但不能审判。法官的自负要比暴君的自负更咄咄逼人。因为暴君仅限于与自我相符，而法官却试图将自己的观点订立为普遍法则。”[66]实际上，在萨德看来，所谓的法律，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另一个隐秘表述而已，因此，反抗这个罪恶的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罪犯。他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革命政权。

萨德不遗余力地攻击道德和美德。在他看来，所谓的道德或美德，不过是弱者的“屈从性”概念（这与尼采的表述是多么一致！）。美德是不公正和暴行的装饰品，因为所谓美德与善，既不存在于上帝的天国，也不存在于世俗世界的任何地方。道德是资产阶级人为且刻意建立的、故弄玄虚的普遍准则，因而总是披着伪善的外衣，任何美德都服务于提倡者的利益。致力于善，不过是屈从于恶。因此，萨德希望用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与虚伪的道德相抗衡。

那么，萨德的这些重要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导致这些思想出现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答案因人而异。但在我看来，构成萨德思想的背景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是对“自然”的发现。我们也许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兴起的“自然神学”。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的思想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已人所共知。而布封、普吕什神父、温克尔曼和林奈，不约而同地醉心于自然史和博物学的研究，致力于在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法国所出现的有关自然的专著，自《自然之奇观》（普吕什，1732）至《自然研究》（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1784），可谓层出不穷，数不胜数。[67]

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萨德受到了上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在萨德的晚年，他在监狱中曾经要求看守提供卢梭的作品，但遭到了拒绝。但“自然神论”在思想界的发酵与传播，已迅速影响到了社会政治和一般公众的思想意识，萨德当然也不应例外。举例来说，在沃尔夫·勒佩尼斯看来，法国大革命（萨德经历了全过程，并深深地被卷入其中）就是一场以“自然”之名发动的革命。以至于“在巴黎的街道和广场上，每个人都在说一个词，这就是‘自然’”[68]。孟德斯鸠也在《论法国》中宣称：“自然是一位猜不透的女士，如今人人都在夸口说对她了如指掌，就这样败坏她的名声。”[6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斯庇尔在处死“自然崇拜者”孔多塞侯爵的时候，使用的理由竟然也是“奉自然之名”。[70]

我们也很容易从这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身上，看到萨德的影子。波德莱尔曾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大革命是一帮好淫者搞起来的。”[71]米拉波、罗伯斯庇尔、拉克洛和卢韦等人，都创作过为数不少的情色小说和诗歌。[72]也就是说，在色情文学的出现与“对自然的发现”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自然”的联系。

不过，萨德对自然的态度，是充满矛盾和犹疑的。正如西蒙娜·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他抄袭自然，同时憎恨自然”[73]。一方面，自然是沉默而残酷的，它有着自己的法则。人类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康德所谓的包围着岛屿的“幽暗大海”，就像是泡沫和蒸汽一样——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74]自然依据自身的装置和逻辑，默然地重复着吞吐人类的机械运动。而另外一方面，人应该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伦理学的决断为前提，挣脱自然的束缚，重获自主性和创造力。

这一观念，与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尼采的相关论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75]尼采曾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抱负和使命：“我的任务是：自然的非人化，然后是人的自然化，当他赢得了‘自然’这个纯粹的概念后。”[76]西蒙娜·波伏瓦曾明确指出，萨德的思想宣告了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出现。

所谓自然的非人化，指的是重新评价“非自然”的人类文化，并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系统，对基督教神学及其所庇护的道德原则进行坚决的批判；而人的自然化，则是聆听自然之神“狄俄尼索斯”的智慧，进而了解到“人是一个高于自身的存在”，在与世俗权力、道德与庸俗的享乐主义的不懈斗争中，重建人的自由与尊严。

应当说，在尼采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对于自然的研究和阐释，远远地超越了萨德的时代。与黑格尔一样，尼采预感到了人类历史出现终结的巨大威胁。尼采笔下的“自然”，更多地与“起源”或“终结”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在萨德的笔下是泡沫或蒸气，而在尼采的笔下则变成了病菌。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虚无”这个概念是尼采或施蒂纳发明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无”正是那个时代知识界和大众生活的“心灵现实”。尼采恰恰生活于“祛魅”的现代思想与庸俗乏味的虚无主义的夹缝之中。通过对犬儒式的享乐主义的批判，他发现了其背后“虚幻而软弱”的集体意识；通过这种集体意识，他发现了法律、道德及种种权力构架；他最后找到的，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他的批判出发点。

尼采的道德批判令人印象深刻。与萨德一样，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恰恰就是不道德。它是伪善的，也是任意的，是一种人为的假定。主宰道德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斗争关系：弱者视强者为恶；强者视弱者为贱。与萨德一样，他也求助于残酷和冷漠无情，求助于那个沉默而神秘的自然，求助于自然之“恶”——他甚至公然宣称 “残酷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