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问题（第2/3页）

第二类即是所谓“男风”，即同性男子之交欢情事。有此种嗜好的人，以“读书人”温葵轩为最。有一次，西门庆傻呵呵地请温葵轩师傅去妓院中开眼，可温师傅却如坐针毡，表情十分痛苦，不久即要告辞而去——温葵轩对花枝招展的女性，并无任何兴趣。伯爵对西门庆打趣说：“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汉。”可见温葵轩专盯男童屁股之恶名（他的绰号就叫“温屁股”）早已遐迩皆知。

第三类即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双性”取向。当然，总体而言，西门庆仍以不知疲倦地渔猎女色为首要事务，恋童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而陈敬济齿白唇红、一表人才，不仅惹得妇女们眼馋——潘金莲、庞春梅、冯金宝和韩爱姐等人先后投怀送抱且情义深笃，他在落难后居然成为街头“引车卖浆”之同性玩弄作践的对象。盖敬济之同性倾向，实以被迫的成分居多。

至于说到乱伦，考之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李桂姐之于西门庆、潘金莲之于武松、王六儿之于韩二等，但作者毕竟没有就这层关系做任何的渲染。也许淫风所及，在当时的底层社会中，像叔嫂、姑侄一类的亲缘乱伦，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事。《金瓶梅》中唯一称得上有真正乱伦之嫌的，或许只有潘金莲与陈敬济这对“欢喜冤家”。但潘金莲不过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且与陈敬济年齿相近，两人暗中勾在一处，虽有悖人伦，亦非完全不可理喻。而色情小说中常有的女性同性恋、暴力强奸、变态、群交等事，《金瓶梅》则基本没有涉及。

按张竹坡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蓄意要隐去姓名，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却硬要将这个作者挖出来示众，似乎多少有点对作者不敬，或者说有点不太人道。照此推论，考虑到作品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作者显然是在“反正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写作的。作者为彻底隐瞒自己的身份，想必有过一番殚精竭虑的周到安排。这恐怕是《金瓶梅》之作者考证，历时数百年而一无所获的原因之一吧。

这种隐去姓名的决绝态度，想必给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在写作中毫无顾忌。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交名目，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直言无隐，与“匿名写作”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它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薮，或者说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鲁迅所说的“时尚”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按陈大康先生的描述，早在《金瓶梅》问世数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间，像《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如意君传》一类的有大量色情内容的作品，已先后问世。[61]而《如意君传》作为描写武则天与薛敖曹性事的小说，在社会上流布极广。它不仅是《金瓶梅》所仿效的对象，甚至也是明代很多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的蓝本之一。而若要说到性描写之刻露、恣纵，与《金瓶梅》同时或稍后的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僧尼孽海》、《灯草和尚》、《欢喜冤家》、《玉闺红》、《弁而钗》、《宜春香质》、《素娥篇》等作品，则更为大胆和无所顾忌。部分色情作品中的淫秽文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交合，涉及到了比单纯性事更为隐秘或幽暗的“性虐”领域：比如对性变态或性扭曲的刻画入微（《欢喜冤家》），带有道家房中术色彩的性爱招式大全（《素娥篇》），专门描述肛交的“男风宝典”（《龙阳逸史》），津津乐道于扒灰偷媳、叔嫂乱伦的痴女自传（《痴婆子传》），以多人群交、乱伦及窥视癖为能事的“吕氏春秋”（《绣榻野史》）[62]，写母女同事一男、兄妹相奸却“别有情趣”的浪子纵欲（《浪史》）。这类作品的旧刻本，往往还配有春宫图示或图解，堪称“左图右史”。可以说，即便是今天消费性的成人电影或网络上流行的“耽美”小说，恐怕也要相形见绌。这类小说，在历代严遭毁禁，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有这些色情小说关注的性事和性幻想，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披着一层道德说教、因果报应的外衣。对性放纵和对欲望的批判，往往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成了作者们创作这类小说的道德外衣。一方面是批判社会的不成体统，揭露纵欲的后果及报应，用以劝诫世人；但另一方面，又对笔下的淫秽内容穷搜逖览，津津乐道。某些相对严肃的作者，确实构建了主人公严酷乃至悲剧性的结局和果报命运，以图劝世。但大部分作者由于提前知道了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的真正着眼点，所谓的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往往点到为止，其真正的“作者意图”，毫无疑问，不过是宣淫诲亵，以逞其快。确如鲁迅所言，作者专意于铺叙的，无非是性交罢了，其越人伦常情，如有狂疾。

而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领域，“性”不过是作品中众多主题之一。其与明代社会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倘若仅就色情和性描写而言，毫无疑问，《金瓶梅》仍然处于这个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

如果我们将《金瓶梅》放到整个明代的色情文学背景中来考察，我们便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作者对于性或欲望的矛盾和暧昧态度。和明代的色情小说一样，《金瓶梅》同样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打着批判的幌子，为自己所披露的猥亵和淫荡内容寻求道德庇护。不用说，在色情内容的呈现上，《金瓶梅》无法与这些作品完全划清界限。换言之，这种貌似不留余地的批判和说教，与同时期色情小说的写作套路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去反问：为何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会选择在明代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它是偶然的吗？

对于《金瓶梅》的历代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为《金瓶梅》的色情内容进行辩护时，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