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问题

被视为阳明学泰州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的邓豁渠，曾说过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色欲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机。”[58]说色欲是自然或人性的一部分，这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要说它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之机，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离经叛道了。这是我所见到的明末思想家在论及色欲问题时最大胆的一个判断。此言一出，即遭到耿定向等人的严厉批判，说他是率天下人类而为夷狄禽兽。据说，这句话曾被邓豁渠写进《南询录》的草稿，后来在刻印此书时，这句话或删或改，在《南询录》中已经找不到了。邓豁渠的删改，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耿定向的指责，但更可信的原因或许是，公开为色欲张目，在当时社会严肃的思想探讨中，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即便是始终支持邓豁渠并为他辩诬的李贽（他曾为《南询录》写序），面对色欲问题，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慎之又慎。我们可以推断，单纯的色欲和情欲，在思想界的公开谈论中仍然属于不能触碰的最后秘密。可是这个“秘密”本身，在弘治以降的明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从明代色情小说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反映来看，对色情的细致入微、夸大其词的描摹，不仅是世风所趋，而且早已泛滥成灾。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金瓶梅》，既说它“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又指出此书的写作，在当时实属“时尚”[59]。这里的“时尚”或许有两层含义：一为淫邪之风遍及朝野天下，颓风渐入士流之林；一为专叙床笫之事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也已蔚然成风。

在《金瓶梅》中，叙及潘金莲的身世，作者说她九岁就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主人闲常又教她读书识字，因而到了十二三岁，金莲就会“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十五岁时王招宣死，复以三十两银子，卖入张大户家。张大户竟然也教她习学弹唱。金莲之琵琶技艺，先后有两位“名师”指导，想必更趋精纯了吧。

这一大段描述（为《水浒传》所无），勾画出了潘金莲由王招宣（官宦）蓄养，至张大户（有钱人）教习，最终流落民间，落入武大郎之手的曲折经历。当然，作者为铺排情节、塑造人物计，插入这段出身，不过是小说家言，我们自然不能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实录。可是我们若将潘金莲的所谓身世，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生平做一番比较的话，也许会大吃一惊。柳如是不仅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其身世经过陈寅恪先生的一番梳理，载之史乘梼杌，班班可考。

柳如是也经历了与潘金莲几乎完全一样的命运——幼年时即被盛泽名妓徐佛收为养女，受教诗词歌赋；随后被卖入宰相周道登家为婢女。柳如是之所以被逐出周家，有人说是源于柳如是与仆人之间的情事败露，但实际上是因为她与周道登的“暗通款曲”，为妻妾忌惮所致。[60]这与潘金莲在张大户家的遭遇大致相同。

虽说潘、柳二人均经多次转卖而最终流落民间，但柳如是的命运，似乎要比潘金莲好得多。潘金莲学的是琵琶，识字不多，除了供人赏乐，一无所用；而柳如是学的是更为精深专门的文章诗词，其部分诗作一直流传至今，为风雅之士讽咏不已。柳如是最终流落风气开化、富甲天下的江南，以“自由人”的身份，与江南名士（如陈卧子之流）周旋唱和，并有诗名，最终归于“白个头发黑个肉”之文坛领袖钱牧斋，亦可谓“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潘金莲之身世，亦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虚构。衡之于当时蓄养伶优唱妓以供富贵之家享乐的普遍风气，也算是“于实有据”吧。

《金瓶梅》中的性事，固然有鲁迅所批判的“专意于性交”的一面，但也写到了作为性风俗和性文化的一面。按理说，既然《金瓶梅》中涉及大量关于妓院的内容，性描写理当于这类场合极尽铺叙才是。可令人奇怪的是，不论是李桂姐家，还是郑爱香家，西门庆、应伯爵之流去“嫖妓”，总是一大帮人，很少有单独前往的。他们在妓院吃喝调笑、唱词吟曲、插科打诨，虽说偶尔也会讲讲荤段子，但作者却极少描写性事场景。可见这伙人去妓院，并不专以性交为事，而只是聚众取乐。虽然每次西门庆都会“留宿”，但作者似乎对留宿后的“事态”没什么兴趣，往往草草交代两笔就算完事。西门庆到了这类场所，亦能遵循妓家之礼节。他虽不识多字，倒也颇能附庸风雅，甚至颇多考虑妓者的喜好和心理，曲意逢迎。这与他对待家中奴仆妇女如贲四嫂、如意、惠元等人的鲁莽态度——进门就干，完事即走——确乎迥然不同。

由于世风所染，作为靠生意发家的新型商人，西门庆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性事，已经有了将性作为一种文化来消费的明显意图。潘金莲会弹琵琶，孟玉楼会弹月琴，李瓶儿则是一个极有时尚趣味的妇女。春梅什么都不会，但也无妨，西门庆会专门请人来教她演习。不论是在宴席之中，还是在床笫之侧，伶优的浅斟低唱亦无时无之。

然而，将性作为一种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方式，辅之以戏曲、吟唱、诗词、猜枚行令和投壶等游戏名目，并不自《金瓶梅》始。在唐宋诗词中，这种“春梦朝云”的雅事时常是骚人墨客的固定题目，而这作为一种生活习俗，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已有了详细的记载。不过，这样一种“风雅”，一般来说都局限于帝王贵胄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金瓶梅》中，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赏心乐事”，开始向新兴阶层（如胸无点墨的商人）蔓延。当然，《金瓶梅》对瓦肆勾栏的描述方式，也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到了近代的《海上花列传》，作者干脆直接将故事的主要情节放在了妓院中。韩邦庆的这部小说虽有“狭邪”之名，但于通篇的风花雪月之中，竟无半字涉及露骨的性事，相较于它所学习的《金瓶梅》，亦可谓有出蓝之概。

问题是，如果说《金瓶梅》在描写勾栏妓院的酒食饮乐时，笔墨尚可节制，可一旦涉及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春梅、王六儿等“家人”，其赤裸裸的笔致，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细，摹声绘影，纤毫毕现。其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淫荡邪乱，贼民蠹国”之诟病，毫不足怪。

《金瓶梅》所写的性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男女异性之间的交媾，这在全书的色情描写中占了绝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