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眼（第2/2页）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罗伯-格里耶的“非人格化”叙事之所以得以建立，显然是以基督教的衰落和“上帝之死”为前提，以对基督教文化、道德的批判和质疑为条件的（关于这一点，叔本华与尼采所推动的十九世纪反理性的浪潮可以说是一个预演）。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正因为是非善恶的决定权由上帝转交给了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对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批判的前提之一，是必须首先质疑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德。只有依据这个逻辑关系，我们才能理解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学“反道德”、“去价值化”乃至“物化”等相对主义思潮出现的历史进程。

在《橡皮》中，罗伯-格里耶所要回到的古代精神的原点并不是上帝，而是希腊的索福克勒斯，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作者的宗教文化态度。

而《金瓶梅》则采取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路径。作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失控和欲望横流所感到的深切绝望，迫使他寻找能解释并安慰这种生存和文化绝望的超越性价值系统。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他所能找到的或许只有佛教与道教，即透过“佛眼”来打量并批判尘世的欲望。由于慈悲和哀怜，这个“佛眼”预先就宽宥了人世中的欲望和罪恶，并将人降低到“众生”的地位，一律予以同情。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欲望和恶，周流于世间，给社会生活的人情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而它又是事先被原谅和宽恕的。

坦率地说，悖论式的观念和题旨，在《金瓶梅》中几乎随处可见。这既可以表现晚明社会剧变中新旧观点的驳杂与并置，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的道德困惑。这种困惑，集中体现于作者对待欲望（特别是色情）的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