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第2/4页）

“张家的老大，这姑娘不错，每次见到我热情得不得了，一口一个阿姨。我都七老八十，还阿姨呢。我看这姑娘心眼好，过日子就得找心眼好的，一辈子踏实。”

“吴家的三丫头，模样好，你看她那骨架子，肯定旺子旺孙，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娶进来，肯定能当好家。”

“钱家的老二，单位好，在银行。虽说容貌一般了，但手里捧一个金饭碗，风吹不到，雨晒不到。侯姐对我说了，人家那姑娘不嫌弃你一个吃粉笔灰的，说只要人实在就行。你啥时去看看。”

男女之事，天地纲常。管子《入国篇》说的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不婚不娶的人物是要受法律严惩的。我已不再叛逆，无聊时长吟几句“妹妹几时有”，对母亲的指示自然一一照办。孙二姑娘很健谈，问我近期有没有入党计划，准备怎么为二零零零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我招架不住，磕磕绊绊答了。孙二姑娘说，“你是第一次相亲吧？”我说，“是。”孙二姑娘说，“如果是第一次相亲，如果没觉得对方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处，还是将就的好。越相到后面，就越不满意。”我马上恭维她的经验之谈。她长叹一声，一脸悔意地说，“是啊。我要是早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张家老大在粮站上班。我们约在电影院门口见面，说好晚七点整，等到八点一刻，来了。可能喷了香水，可能是花露水。总之，一晚上，我头晕目眩，打了十几个喷嚏。第二天，那边传过话，说，“你家的小子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吴家的三丫头屁股真大，脸蛋还白如羊脂。我还真动心了，不过，没等我用手臂去量她的腰，母亲匆匆赶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不行，她有生活作风问题。这若娶回家，还不让人戳着老李家的脊梁骨骂。”钱家老二很文静，眼睛很好看，就是一只大一只小，用当前两位港台女星来比喻，一只是关之琳，一只是林忆莲；若用动物来比喻，一只是牛眼，一只是猫眼。这真让人悲伤。这也罢了，比喻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更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遗憾的是，钱家老二眼角竟然糊着眼屎。士可杀不可辱!

母亲问我这只癞蛤蟆想娶哪家的如花似玉？我想了半天，想起去年五月开始的，目前已达到高潮，被提高到“精神文明”范畴的“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我说，“找一个够得上五讲四美的。”母亲愤怒了，说，“你也不晓得照照镜子。”我很沮丧。属于我的天鹅在哪里啊？那只脖颈修长眼珠乌黑通体雪白亭亭玉立姿态优雅的鸟。那只翅翼丰腴内心火热在岁月的轮回里不断南迁北移的鸟。那只为爱人捕捉水草与鱼并站在彼此的身体上凝视远方的鸟。那只在我心头不时飞起鸣音清澈身体巨大而又轻盈的鸟呵。

夏天到了，蝉叫得狂躁，扯出一条条杂乱无章的声线。我在校门口买了根绿豆冰棍，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多是小孩子，黑不溜秋，好像是从湿润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差不多，穿着劣质塑料拖鞋，鞋底外侧磨得特别厉害，脚跟上长着厚厚的茧子。他们扑嗒嗒到处走动。

校门口有几个孩子。我走过去。他们在玩一种挑冰棍棒的游戏。先是石头、剪刀、布，然后赢家把一大把冰棍棒握在手心，于离地尺许高处撒落，冰棍棒叠起小山坡。先把零散的冰棍棒拿起，再用一根冰棍棒一根根去挑，若能不挨动其他的冰棍棒，那挑下来这冰棍棒就算自己赢的，否则得让别人去接着玩。小时候我也玩过这种游戏，老输，辛苦攒下的冰棍棒没多久便被别人——多是一些眉开眼笑手指特别灵活的女孩子赢去，也懒得像别的孩子一般去街头捡，从山上找来竹子，用柴刀砍成冰棍棒那般粗细长短，砍出一大堆，再放水里浸上几天，拿去再比，一直到输掉最后一根，也就腻味了这种游戏。

我蹲在孩子们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用舌尖舔棒冰，在上面舔出凹痕，正舔得津津有味物我两忘之际，眼角余光发现一个熟悉的影子。影子从记忆黑洞中冒出来，是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女人跌跌撞撞地从学校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出来，身子好像早春河里悬浮在水面的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细微的响声。她在哭，无声无息地哭，泪水滚滚而下，双手垂落腰间。她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去掩饰心中的伤痛，目光痴了。我手中的冰棍掉在地上。这不就是当年路灯下的那位看《高等数学》的女孩儿吗？我迟疑片刻，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跟上去。她走得很慢，肩膀不断耸动。这让我也非常难受，情不自禁地抖动双肩。她到了东门桥，在栏杆上坐下，叉开腿，身体朝向水面。桥下的水很深，几乎每年都有溺水的少年在这里被打捞上来。水面有一大团油汪汪的绿。我担心她出事，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没看我，大颗大颗的泪水掉下来，掉在水面，溅起一个个微小的涟漪。

我说，“你没事吧。”

她的哭声大了，嗓子里仿佛有沙子，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害怕了。她若掉下去，我岂不是也要跳下去救人？我说，“你还认得我吗？”

她转过脸。这是一张多么悲伤的脸啊。泪水在她脸上划出了两条深深的伤痕。鼻子、嘴还有眼，蹩成小小的一团。她哇地一下哭出声，“我爸打电话来，我弟得病死了。”

我吁出一口气。那个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死了？我很想深沉地说一声，人总要死的，不管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不管早死还是晚死，结果都一样。想想不妥。没敢说出口。那时候特别流行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谷建芬谱曲的。也不知是谁天才横溢，把歌词改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被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反正都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歌声来安慰她，甚至还不能说“节哀顺便。”

我把肩膀借给她。她也不客气，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个把时辰才渐渐收住悲声。桥头来往的人并不少，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他们可能以为这是一对闹了别扭胆子特别大的恋人。我只能苦笑，研究起她的脸庞。这些在阳光下的泪水真迷人。用断了线的珍珠来形容就有点暴殄天物。我偷偷拈起一颗放在舌尖，有点咸。过了这么多年，她好看多了，若非眉心上的那粒痣，我还真认不出来。我说，“你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