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3/7页）

为了符合自己的结论，精心挑选出某些国家，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本书毫无意义。我们使用的是最为权威的数据，并且保留了所有对我们不利之处。例如，我们在讨论婴儿死亡率时并未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尽管该国是非常明显的离群点：作为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该国却有着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见第82页的图表6.4）。

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我们就能揭示出不平等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关联。然而，这样势必引发能否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希望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使用同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并且考察同一组国家；为了确认我们的结论，再以美国的50个州为研究对象，重复我们的分析，并加以对照。

本书试图尽可能简单、透明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不需要任何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图表的内容。在每章中，我们都指出研究发现不能归结于偶然。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书中存在任何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对于有此感受的读者，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了更多数据与统计细节。

文化差异？

有人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是各国文化差异的反映，而非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这种批评体现为两种形式。首先，有人认为，收入差距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差异，后者才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其次，有人认为应该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外它们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

用“好”与“差”就足以衡量收入差距。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衡量文化差异的标准却有无数种。在第13章中我们提到，瑞典和日本尽管在健康及社会问题方面表现都十分良好，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却很大，在女性就业率和参政率、核心家庭所占比例、实现平等的路径（是通过再分配，还是通过缩小税前收入差距）等方面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文化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然而，正如本书一再表明的，如今葡萄牙的不平等程度要比西班牙严重得多，其健康及社会问题同样更加严重。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不同（例如瑞典和日本），文化相似性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相近（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幅度，而不是文化因素。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预期寿命和不平等程度的排行榜上，美国和日本的位置发生了对调。1950年代时，美国比日本更加平等，健康状况也更加出色。但随着美国变得愈发不平等、日本变得愈发平等，日本的预期寿命也超越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果关键因素在于文化而非不平等，那么，这两个国家经历的众多文化变革为何并未改变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

越深入地思考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观点，越会觉得它无法成立。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文化的这种神奇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心理和生理疾病、学校中的霸凌现象、更加严酷的判决、肥胖症、青少年生育等问题，其导致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必须与收入不平等的幅度相一致。

批评者还以文化差异为由，主张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例如，有人主张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英语国家排除在外，有人甚至主张将二者都排除在外。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为何在某些问题上，有些英语国家表现要优于其他英语国家：例如，美国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和青少年怀孕率高于英国，英国又高于新西兰（当然，美国的所有州都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更加根本的因素在于，各国的不平等状况对其文化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为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的信任程度、凝聚力以及社群生活的质量。

可恶的离群点以及统计学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有赖于“离群点”。

除了主张以文化差异为由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还有人提出，出于纯粹的统计学理由，应该将某些“离群”的国家排除在外。所谓“离群点”指的是本书图表中远离符合各国或各州状况的“最佳配适线”的各个点，例如第82页的图表6.4（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新加坡以及第67页的图表5.1（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意大利。有可靠的方法来衡量某个点对“最佳配适线”的影响有多大，但并没有明确的统计学规则规定何时应该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我们之所以决定保留所有离群点，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它们代表的是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反常现象；其次，将离群点排除在外会显得我们是在刻意挑选研究对象；第三，我们一以贯之地以同一组国家为研究对象，展示不平等与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

批评人士不仅错误地指责我们刻意挑选研究对象，还试图通过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来质疑我们结论的可靠性。例如，有批评者认为，在分析不平等与对外援助之间的关联（第61页的图表4.6）时，应该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但实际上日本显得更像离群点。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意义上将变得不再显著，但如果将日本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

在讨论肥胖症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将美国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这也会使得收入不平等与肥胖比例之间的关联变得不再显著。但希腊的离群程度更加严重，如果将希腊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在讨论儿童超重这一问题时，批评者希望移除美国，而非更加离群的加拿大。如果将二者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依然保持显著。

由于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有限，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有时当然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尽管如此，与不平等相关的诸多关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潜在的关联是多么强有力。

这些批评之所以不成立，有两点理由。首先，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其他上百份关于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美国50个州情况的分析产生影响。其次，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后，我们所揭示的关联依然存在。在第174页的图表13.1中，我们将国际范围内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证据综合成了一项指数。即使将瑞典、挪威、芬兰、日本、美国和英国这些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一并移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健康及社会问题与不平等之间依然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