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第3/4页）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谢绝这些邀请，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败的居所；他喜欢风趣、快活的谈伴，而不愿意与乏味的人交往；他不会把勃艮第那块土地上出产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亚平宁山地寡淡的廉价红酒相提并论。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别人视为“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过日子。

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无比痛恨的愚蠢和无知。

他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能够做到这些事，而且既能够成功躲过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有一种真切的热情。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困扰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识的人们。

回答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袖。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人们都有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经过时了，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和破烂，但是只要房东说话算数，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远。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嘲讽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差于（也许更高）那些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的暴君只有一个，他们却带来了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不支持任何制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个不怕麻烦而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至少就要挥洒8页之多。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至于错误百出，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骨子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教徒一样坏。这一番话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是事实。在15世纪，有身份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做一种名声不佳的语言。懂得希腊语会给一个人惹来各种麻烦。它会诱使一个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作比较，而对这些译本，教会都早就保证过是绝对忠于原文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就跑到犹太区去，学会了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差一点儿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的弯弯曲曲的外国书籍，就可能会被当做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教会当局时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赶出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困难，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4)、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时，加入了不少附注，这些附注里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如果写在单行本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评论得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绝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得几位朋友开心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享有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的美誉。这本书叫做《愚人颂》，而我们凑巧知道了该书是如何写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为一本小册子所轰动。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击修道士，还是在保护修道院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能辨认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他们猜得没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罕见的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粗俗又有用的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详情。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有条理的头脑（反映在他那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上）对这些不重视仪表的条顿作家们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借此把这个时代的腐败与堕落抛在脑后。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还的确称得上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也不失礼仪地给他回了信。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爵士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景象，简直可以作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伊拉斯谟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怎样给了他《愚人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地道的诺亚方舟，载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儿、狗儿、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作品。

这本书隐隐约约地让我想起了一部名叫《庞奇与朱迪》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有着大量粗鄙不堪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不已的场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想象中的废品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