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第5/5页）

18世纪，欧洲音乐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新的或新式乐器和对音乐定调进行的物理—数学分析，赋予音乐家更多的新演奏技术。由于新技术太多，以至于难以分类，和声和作曲的“古典”原则不会像在文学领域那样成为阻碍因素，相反，通过集中注意力于可掌握的变数，古典规则反而刺激了创造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和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卒于1791年）为后世欧洲音乐树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本的，虽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纪线条和空间透视法的发明为欧洲绘画所创立的标准一样。

在文学方面，18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德意志和英国。对各国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绰号为“人类心理”的感情悸动的诱导性研究等，都使许多德意志人和一些英国人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通过自由发挥灵感才能取得。这种浪漫主义观点与大众的民族语言的新价值结合在一起。例如，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尔（卒于1803年）满怀激情地争辩说，德意志人只有使用德语而不是法语，才能取得民族文学的伟大成就。对文学的民族精神的同样兴趣鼓舞托马斯·佩西（卒于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诗辑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歌。

但是过分强调传统欧洲文化史上古典时代之后紧接着浪漫时代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同的风格和艺术创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国文学史中，约翰·弥尔顿（卒于1674年）写作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时，威廉·威彻利（卒于1715年）正在创作黄色的“复辟”喜剧；到本章所述时期之末，罗伯特·伯恩斯（卒于1796年）巧妙的朴实风格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散文（卒于1784年）的字字珠玑的华丽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路德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一直流行，而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学则永远照耀着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家和艺术家正是依靠这种知识和感情才能创作，并知道任何随意提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能被轻易而快捷地理解。

欧洲支配地位的根源

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以及捕捉任何进入人类视野的新事物的渴望等，成为旧制度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标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冒险精神。因此，欧洲首次开始明显地领先于旧大陆其他比较保守的文明——不仅在技术和军事方面，而且在科学、哲学、史学和学识等方面。只要毫无羞耻而自由自在地把理性应用于紧急事务不是决定性的——正如在整个美术领域——那么欧洲就不能被说成已经享有任何明确无误的优势。的确，中国和穆斯林艺术的精细和连贯风格仍然比欧洲人以其多种风格曾经力图产生的任何影响都要大。

但是西方成为全世界支配力量的进程显然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必须追溯欧洲近期建立优势地位，最终战胜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的文化自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