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第4/5页）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当他们被劝说接受一种新的牛顿宇宙观之后。牛顿本人也撰写了《圣经》注释，他希望从“神圣的文书”中发现隐藏的含义；他长寿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兴宗教运动特别多样化的证明，这些宗教运动强调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教内部，当牛顿还在世的时候，英国的贵格会和卫斯理派、德国的虔信派就开始形成。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静主义在牛顿时代取得了最大的影响。罗马教廷的正式谴责导致这两个虔诚教派最终消失，但是上述三场新教运动却持续蓬勃发展到今天，尽管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科学则不太遵循明确的数学方程式。随着传教士和其他有学识的人记录他们的见闻，关于各种动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起来，有关遥远的或文明开化或野蛮的人类社会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但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方程式不能从新信息的迷雾中产生出来。诚然，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卒于1778年）偶然发现了一套植物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标准，因为法国的“重农学派”、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的确相当成功地推断了如果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本能行为将发生的事情。由于坚信人类行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们断定这种政策将促进财富和自由的增长。与牛顿的运动学规律不同，这种自由放任理论从未被实践检验过，因为政府和人类一直拒绝理性地行动。

政治理论、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

社会思想的其他两个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不得不被人类发展出来，既然人们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预人类日常事务的说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声称依靠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至多是一个篡位者，除非上帝从众多候选人中真正挑选他担任这个职位。接受牛顿世界观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这种比较陈旧的理论，特别是由于许多国王似乎完全不称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发现了，它以默认或更积极主动和明确的方式认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权力。显然，通过给这种契约规定不同的期限，那么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就可以发展出来。例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下流和残忍，所以只有通过把无限权力委托给一位绝对专制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会。相反，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认为，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所以如果统治者跨越特定权力界限，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篡夺的权力。洛克用这种方法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这场革命把一个完全合法的君主从英国王位上驱赶到许多坚持传统“神圣”天意观念的英国人认为是丑闻的境地，并且害怕刚刚结束的内战再次爆发。英吉利海峡对面，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一个世纪后由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提出。他认为，当君主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社会契约证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蕴含了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利。

无数语言学家、古钱币学家和其他学者辛勤劳动的副产品是人类对自身看法的其他重大变化。他们把欧洲丰富的文学和历史手稿分类整理，知道如何把一种纪年体系转换为另一种，把各个地区、战役和其他历史事件编辑成可靠的年表，赋予历史知识空前的深刻和准确。在这个学术圈子里，最伟大的人物是让·马比荣，他掌握了辨别中世纪早期不同阶段、不同修道院和王室秘书处的书法不同风格差异的复杂知识，以至于一旦看见——有时只要瞄一眼——他就可能知道手稿的出处和大致年代。当然，同样的经验也使得许多赝品能够被识别，这些赝品在不同时代为了各种目的而混杂在历史记录中，为欧洲学术提供了工具和概念，这些工具和概念后来被用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之中。正是在18世纪末，这种冒险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当威廉·琼斯（卒于1794年）发现印度的神圣文字——梵文与欧洲的语言有密切关系时，由于梵文是如此古老，它为渴望洞悉他们最原始祖先特性的欧洲世界提供了新方法。

这些学术性的劳动使人们能够撰写比以前更精确和全面的史学著作，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历史学家，如伏尔泰（卒于1778年）在当时几乎与吉本一样受欢迎。通过在自己的时代与基督教创立之间插入漫长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加上各种有趣的历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学标准，历史学家使宗教争论的烈火逐渐熄灭。因为在更全面的历史观影响下，教会和国家适当地回归使徒时代的条件——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许从某些罗马皇帝的行为来看，是可以渴望的！

虽然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繁荣，但是纯粹的哲学终于穿越经验主义批评的针眼，强劲而茁壮地形成了，如果说它还有点儿深奥和脱离日常生活的话。笛卡儿以及17世纪追随他的哲学家的演绎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审视。首先是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接着是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与人类思想有关的尴尬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关于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但是改变了他的批判逻辑的方向，认为仔细分析人类大脑结构和容量将使我们掌握准确而必要的有关感觉经验性质的知识，因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过人类感觉和思维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这种方式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打开了剖析“精神”的大门，在确立康德此前已经指出的可知的真实性方面，这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

与17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相比，除了音乐外，美术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风格出现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国的流派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或者相对衰落，朝着为丰富多样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的趋势表现自己。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像牛顿的世界观那样完全新颖地从充满活力而传统的活动中出现。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声望达到巅峰。人们崇敬路易十四政府的权力和威严，还夹杂着对法国文学、礼仪、风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义坚信艺术优雅的原则能够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中盛行。在伟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规则不是障碍。例如，伦敦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伍伦（卒于1723年）、法国的三大古典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都力图遵循正确的规则，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那里，这些规则就变成了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