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4/17页）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

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仁宗刚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队、召回各地的买办钦使，甚至试图放弃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这些举动不啻承认，永乐时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为国家、百姓卸下这些重担。

宣宗在位期间，虽然处处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试图出塞、下洋，但受限于永乐朝巨大消耗之后衰落的国力，已无法承受庞大开支；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与镇压，交阯行省也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宣宗最后被迫放弃朱棣时期的经略，将数十万军民撤回国内。总体上讲，宣德年间为民减负的政策使用、较为清明的吏治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仁宣时期，不仅与前面的永乐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继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统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统十四年间，朝政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出现了宦官干政。大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个“权阉”。当时，蒙古瓦剌部在漠北兴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边，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天子王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辉煌岁月已为往事。无论是向前比，还是往后比，仁、宣年间，总体上都呈现出稳定、宽松的局面，对于百姓来说，是难得的黄金十年。

所谓盛世或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标准是有矛盾的。在专制时代，无论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还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地方及百姓的盘剥，换言之，证明国家强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负担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谓“圣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内矛盾也非常突出，经常发生民变和动乱，只是这些都被掩盖在“盛世”的荣光之下。

可见，在一番丰功伟绩之外，真正的国盛民强，还需要“与民休息”。仁、宣二帝在历史上立名，不称盛世，而称“治世”；威武张扬的永乐朝，却没人称之为“盛”，其要义皆在于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称帝之前，已经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多年。但他只负责处理日常的朝政，对于征伐、人事等大政，并没有什么权力。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起初都没想让他入居储位，最后还是一个相士，给他父子相了一面，得出佳兆，才一锤定音。

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相面大师，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称袁柳庄，又称柳庄神相。想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犹豫不决，于是军师姚广孝把袁珙请来，给燕王相了一面。袁珙是这么说的：

“（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

朱棣生于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过四十。此判语准确，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么当朱棣为继承人的选择而迟疑不决时，袁大师的相语就非常关键了。史云：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仁宗从永乐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到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在储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过得相当辛苦。他父亲经常寻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战战兢兢，做事束手束脚；他两个弟弟又不服气，不断向他的地位发起挑战。幸运的是，稳健的仁宗最后仍然顺利继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从明朝官修国史《明仁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宗属于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还下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宫殿，以备明年春天还都南京。同时，他派皇太子朱瞻基亲自到南京坐镇，太子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忧，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皇位继承人打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旧处理政事，还因为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罗汝敬言事不中听，发了脾气，将两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仁宗马上预感到可能不行了，当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渐”（临终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遗诏，并于当日驾崩于钦安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