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2/17页）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黄巢破广州时，“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商货荟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