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第2/9页）
远西线：“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攻击汉中地区；稍后，驻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参与到进攻汉中的战事。这里是群山地带，军队行动缓慢，但魏军还是击溃了齐军的数座营垒，开始围攻南郑，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孝文帝在东线宣布撤军，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几路魏军相比，元英这一路战果最多，但因为地处西陲，对全局战事影响甚微。
西线：“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负责接应传说中的曹虎投诚。因为魏、齐边界距离襄阳尚远，这路魏军的任务是先攻占南阳郡。但魏军将领城阳王鸾、卢渊、李佐、韦珍等互不统属，卢渊认为军粮缺乏，难以远征，遂先围攻赭阳县（今河南省叶县附近）。几路魏军作战消极，顿兵赭阳城下三个多月。当齐援军即将赶到时，卢渊率先逃命引起溃败，被齐军追杀损失惨重。[11]
中线：“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在上游渡过淮河，试图攻占义阳城。义阳是南齐司州治所，守军据城抵抗，魏军迟迟不能破城。当南齐援军陆续赶到时，孝文帝的撤军命令也传达至此，魏军遂撤回淮北境内。[12]
东线：“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攻击淮河中游南岸的寿阳、钟离等城，试图在淮南取得立足点。孝文帝本人则率禁军驻扎悬瓠城，这里向西南是义阳战场，向东南是钟离（包括寿阳）战场，便于指挥协调。
对于魏军攻势，萧鸾朝廷的反应和刘宋时期的历次对魏作战相似，就是坚壁清野，严密防守边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时紧急增援被围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线各路都未取得明显战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没攻克，遂亲率主力渡过淮河。齐人对孝文亲征的感观见诸《南齐书·魏虏传》：
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楯槊，缀接以黑虾蟆幡。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13]
可见魏军对南方人造成的震慑，主要是其军马和力畜的众多。不过“三十许万人”的数字也有些夸张，《资治通鉴》在收录这段内容时，改为了“众号三十万”[14]。元宏在寿阳八公山流连赋诗，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这里兵败的苻坚。他应当从苻坚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冒险。随后，元宏主力循淮河东下，与正在围攻钟离城的元衍东路军汇合。
按照元宏的设想，魏军“将临江水”[15]，再现当年拓跋焘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时南齐主力崔慧景、裴叔业所部已开到钟离附近。而且三月将至，春水渐涨，齐军舰队已自海口驶入淮河，魏军主力有被隔绝于淮河南的危险。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况下撤军，一时颇有骑虎难下之感。但此时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冯诞病死于军中，次日元宏便借机宣布班师，结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齐军威胁之下，魏军主力的撤退极为狼狈，有万余名士兵被遗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岛之上，在向齐军交纳了五百匹战马之后，才被允许渡回北岸。[16]
对第一次南征的总结
元宏第一次南征历时近半年，虽然一度对南齐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最终却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歼敌战果，攻南阳的西路军还有重大伤亡。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战前准备不充分，时机选择不正确。在洛阳新都营建之际，难以进行充分的战备动员，就匆忙投入了战事。且战事开始时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马上就要来临，但元宏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全线进攻，平均使用兵力，没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的。
第三，将帅选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门第和身份观念严重，选择将帅更多地重视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视军事经验。受命指挥中路军进攻义阳的刘昶是刘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会上从来都是诸王捉弄的玩物，却被委以方面之任；[17]西路军将领之一卢渊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和战争勇气，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颇闻俎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为所动，最终酿成惨败。[18]
在班师途中，元宏也在总结这次南征的经验教训。当北返至黄河石济津渡口时，老臣高闾迎驾朝见，元宏在谈话中对自己的决策进行了辩护：
车驾还幸石济，闾朝于行宫。高祖谓闾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发洛之日，正欲至于悬瓠，以观形势。然机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闾对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犹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战之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戎，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草创，臣闻《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从容伊瀍，优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国缉宁，然后向化之徒，自然乐附。”
高祖曰：“愿从容伊瀍，实亦不少，但未获耳。”……[19]
按元宏的说法，此次南征本是贸然之举，去年自己并未决心出征，但已经进行了征兵动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初到悬瓠时只是想观察一下前线形势，但又觉得有战机，就率主力渡过了淮河。至于未能取得任何战果，他归因于战事开始较晚，因进入春夏季节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个月的时间，战果应当不止于此。
高闾则认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够，“所以无大获者，良由兵少故也”，营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尔，庶事草创”，建议暂时放弃对齐战事。孝文帝暂时没有接受高闾“良由兵少”的总结，他认为“实亦不少，但未获耳”[20]。
返回洛阳一年后，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决心再度发起南征。他与李冲等群臣讨论上次南征的教训，就采用了高闾“兵少”的解释。他说，太和十七年从平城南下时，自己“拥二十万众”，兵力充足，但因迁都之决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谓“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21]。这里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结的兵力。所以他认为，只要征发足够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对齐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