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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注：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

下午过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这么晚的时间里，戈塞特没有机会拍照片给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用了，于是给照片组打了电话，得知他可以离开了。他把他汽车行李箱里一直带着的雨衣给菲利普斯披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菲利普斯一个人等着那个年长的伯罗斯或者丹尼尔·伯罗斯本人回来。

天上一阵闪电划过，菲利普斯站在大楼的入口处，感觉到有点恶心。这是一个旧的失修的两层的黄色砖楼，分成了四个寓所。伯罗斯一家占据着二层的一个寓所。附近像皇后区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低矮单调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白人，他们逃离了他们过去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顿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区，来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区。游客可能几百次地经过皇后区的大部分地区，比如行驶在通向机场或谢伊露天体育场、海滨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红灯，他们没有理由停下来。一些住宅维护得很好，有整齐的栅栏和树木，但人们就像对这个城市一样并没有更多的乡村或市郊的感觉。从伯罗斯的公寓穿过大街，有一个挂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市场，还有军队征兵牌，在风中摇摆，旁边是挨着公共汽车站的围栏。

是对碰到丹尼尔·伯罗斯的期待让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这个居民区本身。社区是文雅还是寒酸，对菲利普斯没有什么影响。他对物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从未在奢侈项目或娱乐上花钱，在支付了纽约的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钱，他都不要了，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母亲——在他当旅行推销商的父亲去世前几年，他母亲就和他父亲分开了，或者给了他的妹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从未结婚，单身并不经常使他烦心，因为他感觉到主是无时不在的，因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从城镇到城镇、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中度过的，结交朋友，然后又不得不离开他们。

在菲利普斯高中毕业后，一个年老编辑告诉他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他听从了这个忠告，在波士顿的一家体育周刊社接受了一份每周2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为布鲁克莱恩的一个小报当记者，从事一般的采访任务，正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广告部工作。一天他问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愿意不愿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会。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兴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来，布道坛上的牧师的话显然使人们懂得了正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明确的鼓励，一种直率的方式，一种温暖，似乎远远胜于单纯的社交，它看起来是真诚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这个人希望他再来的请求，后来九个星期天他都来了。菲利普斯第十次来教会时，布道结束后，牧师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把眼睛都闭上：“你们已经听到了今天早晨所说的话，”牧师说，“你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恶而死了，他准备进入你们的生活中，支配你们的生活……”接着牧师问在场者是否有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需要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请这些人举手。这对菲利普斯来说是用不着考虑的。他只知道他想举手，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作为“重获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在马里兰州的霍拉伯特堡驻守了两年，晋升为中士军衔。他有时也想到自己的未来，但他觉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在他退役之前，在他离开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利普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在他最终走出军营的大门时，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想，也许最终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让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应做的事。菲利普斯没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启示，于是就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火车票，但他没有到那里，而是在纽约下了火车，住进了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宾馆，进行祈祷。第二天早晨他买了《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在《纽约时报》的一页分类广告的中间有一个半英寸大的消息：“招聘编辑部实习生，请向《纽约时报》人事部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