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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许能通过买下一家报纸并控制舆论，或者通过进入政治生活和成为一个改革候选人或这些候选人的财力支持者，更充分满足他们社会良心的需要并鼓励改革。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一双批判的眼睛，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有着对自身技艺的责任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最优秀的记者，即使在不承担任务时，也总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间，他们是独立而超然的观察者、局外人。他们下意识地注意高声叫喊的话，能引用的话，奇怪的事实或可以做报道的事件。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庞奇·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生中曾短暂地当过《纽约时报》记者——却不会。

1955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后，回到了《纽约时报》，在巴黎分社当记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举行的汽车比赛。他没有采访任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没有这项任务——当时《纽约时报》还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欧洲许多体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赛过程中，突然间一辆赛车失去了控制，汽车在跑道上跳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冲进了观众中，83个人遇难了。庞奇看到了这一事故，并且觉得恐怖，但他竟然没有想到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当年稍后，庞奇回到了纽约总部，成了他父亲的助理。他现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开了，他相当多时间是和同样与妻子分手的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的，还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们要么是有婚姻上的困难，要么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里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萨迪餐厅或卡特利奇在三层的办公室后面的小“酒吧”尽情畅饮。在这些年里，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的小圈子包括：《纽约时报》的审计主任约瑟夫·阿尔杜伊诺和推销部的欧文·陶布金，这两个人都有婚姻问题；还有发行部经理纳特·戈德斯坦，他宽容的妻子从来不指望他会在家。卡特利奇还有几个演员陪伴，这是他在萨迪餐厅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罗伯特·普雷斯顿，戴维·韦恩和马丁·加贝尔。

对年轻的苏兹贝格来说，卡特利奇有一种父亲般的形象，却又不屈尊俯就。他乐意提出建议，让苏兹贝格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温暖的关系持续了几年，但当他们碰上了会成为他们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他们喝酒的方式改变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碰见了阿比·雷·伊泽德夫人，一个寡妇；庞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会上碰见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浅黑肤色的离异女子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

这次聚会是在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兄弟休·德赖富斯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举行的。休·德赖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尔曼女士是在纽约郊区的海滩俱乐部。她坐在沙滩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儿在一起。德赖富斯，一个友好的不胆怯的人，走近她，介绍了自己，和她谈了起来。德赖富斯的金发妻子琼·德赖富斯当时在沙滩上睡觉，但她很快醒来，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绍给了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子。

后来在纽约，在庞奇·苏兹贝格说他会在没有舞伴的情况下参加德赖富斯的晚餐聚会后，琼·德赖富斯决定邀请卡罗尔·富尔曼。苏兹贝格和富尔曼女士很谈得来，当天夜里他开车送她回家。几周后，苏兹贝格邀请德赖富斯去一个餐馆，他们惊奇而高兴地看到他领来了卡罗尔·富尔曼。琼·德赖富斯还注意到，卡罗尔戴着一个象征友谊的金戒指。琼就这戒指做了一番评论，卡罗尔害羞地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戒指不错——非常不同于庞奇·苏兹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这个戒指时的反应。芭芭拉·苏兹贝格并不反对她丈夫与其他女人约会，因为她自己也和别的男人约会，而且他们也要离婚了，但是她的确对收到这枚戒指的账单而感到反感。账单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宝商寄给她的，上面写着“金质结婚戒指”。这件事后来被证实为商店的错误，而不是苏兹贝格的幽默例证。当最初的反应和尴尬过后，再没有其他的麻烦——离婚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1956年12月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和庞奇·苏兹贝格举行了婚礼。

苏兹贝格的新夫人不爱叫他的昵称“庞奇”，宁愿叫他阿瑟，因为“庞奇”会使人想起作为过去一部分的他总是惹麻烦的童年，她希望他永远是现在她看到的样子——一个敏感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具有值得称赞的品质，但这些品质被他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轻松的举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苏兹贝格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奥维尔在管理着报纸，并且有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来协助。这两个人都对苏兹贝格印象不深，都认为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学一下报纸业务。作为一个低级管理者，苏兹贝格在14层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有时出席4点钟的新闻会议，人们也经常看见他在三层转悠，一个干净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轻人抽着烟斗，微笑着，望着新闻编辑部的墙壁查看油漆，或者检查空调的管道，像是非常着迷于大楼的机械系统和机器。他对在《纽约时报》西海岸版和欧洲版使用的自动化的新装备知道得很多。然而，人们很少征求他对新闻采访的意见，而且他也很少表达这样的意见。他经常被《纽约时报》的一些高层人士所忽视，甚至詹姆斯·赖斯顿从华盛顿飞回到纽约后，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个招呼，就丢开苏兹贝格溜进了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办公室。德赖富斯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还不到50岁，有望再领导报社20年。苏兹贝格才30岁，看起来更年轻。在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层的会议时，苏兹贝格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似的听讲。苏兹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当这位副总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报出除他之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事实和数字时，他感到慌乱和目眩。在他们频频向布拉德福德点头时，苏兹贝格极力以他的无动于衷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在内心里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为业主后，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样感到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