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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mpi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洗毛车间工作时所穿的木底鞋的名称),是羊毛工人群体中最卑贱的一类,他们的工资还不够让家人吃饱饭。于是梳毛工们大喊着“和让我们挨饿的叛徒同归于尽”的口号,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商人的店铺洗劫一空。商人和他们选举出的头目吓得不得不逃跑保命。梳毛工们还提出要成立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行业的工人们出于嫉妒,依靠他们雇主私下里的权钱支持,很快就联手摧毁了梳毛工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行会。到1382年,原有的21个行会重新掌握了对城市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根据《1293年正义法令》的规定,佛罗伦萨为独立的共和国,行会通过重新修订这一法令,实现了对政府的操纵。

当时政府官员的组成方式是这样的:21个行业协会中年满35岁的会员都有资格参选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会被写下来并分别放进8个皮质的袋子(borse)中。袋子被放置在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的圣器收藏室里,[6]每两个月拿出来一次,在简短的仪式后,从中随机抽取当选者。任何想要观看选举仪式的市民都会获得许可。有负债或已就任上一届政府官员的人,以及与已当选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当选官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担任执政官(Priori),由这些执政官组成的政府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7]。执政团成员最多不超过9个人,其中6个人代表大行会、2个人代表小行会,最后一人则作为首席执政官(Gonfaloniere),[8]负责持有和保管城市的旗帜——白色底面上有一朵红色百合图案的佛罗伦萨旗。执政官一旦当选,就必须马上离开自己的家,统一住进市政厅,直到两月任期届满。执政官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可以享受的待遇不低。市政厅里面不但有大批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还有小丑(Buffone)在旁给他们讲笑话、唱歌助兴。所有执政官都穿着深红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貂皮边。为了显示区别,只有首席执政官的长袍上绣着金星。

如果执政团想要颁行法律或制定外交政策,他们必须征求另外两个也是经选举建立的委员会(Collegi)的意见,分别是十二贤人团(Dodici Buonomini)和十六旗手团(Sedici Gonfalonieri)。除此之外,还有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贸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都是依共和国形势需要临时通过选举组建的。也有一些职务是永久性的,比如总理大臣通常是由优秀的学者来担任;[9]执政团公证员(Notaio delle Riformagioni)主要负责宣布执政团的法案;最高行政长官(Podesta)是个类似于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往往由出身高贵的外国人担任,他居住的宫殿既是法院又是监狱,后来被更名为巴杰罗宫。[10]

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Balia)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