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备忘录》（第4/10页）

德国爱国者出于自尊，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德国即使没有在事实上高踞欧洲大陆列强之首，也至少名列欧洲大陆列强。然而，欧洲列强之外、之上仍然别有洞天，那里似乎存在“世界列强”。情况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了：德国必须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种观念不断发展，变成了实际政策，普鲁士诸王力图造就普鲁士强权，同样有其思想路线，二者惊人的一致。腓特烈大帝曾说：“如果普鲁士想在欧洲议事会当中据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跻身列强。”而“德国人想在更广阔的海洋世界中享有话语权，就必须跻身‘世界列强’”——这话仿佛就是腓特烈名言的回声。普鲁士说：“我想要更多的领地。”新世界政策说：“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在那些仍然适于拓殖的地方，或是德国人有力量排挤其他国家的地方，殖民地相应地建立起来。德国人精力充沛，公开要求“阳光下的土地”：达马拉兰（Damaraland）、喀麦隆（Cameroons）、多哥（Togoland）、德属东非、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群。德国以身作则，列强准备就绪，如法炮制，无主领地以惊人的速度被瓜分完毕。最后算账时，即使在德国人眼里，德国的收获似乎仍然不大。它仅仅通过购买或国际协定，增加了为数不多的新领地：加罗林群岛（Carolines）、萨摩亚群岛（Samoa）、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此外，一项旧普鲁士风格的事业保证了胶州湾的攫取。不过，总的说来，殖民地资产价值多少，有些可疑。

在此期间，殖民帝国的梦想在德国人的想象中扎下了根。皇帝、政治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贸易公司、航运公司以及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公共舆论众口一词地宣称：我们一定要拥有真正的德国殖民地。德国移民可以在那里拓殖，扩展祖国的理想：我们必须有舰队和加煤站，把我们理应获得的殖民地联系起来。对于 “为什么必须？”的问题，答复是：“德国是一个健康和强大的国家，有六千万居民。这样的国家必须扩张，不能停滞不前。德国必须有领地，供过剩的人口移居而无须放弃他们的民族性。”反对意见说：现在，世界实际上已经被其他独立国家瓜分完毕，除非从合法的占有者那里掠夺，否则不可能获得殖民地。答复是：“我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急需没有法律可言。世界属于强者。精力充沛的强国不会让盲目地遵守现状阻碍其成长。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领地并无觊觎之意，但如果有些国家太弱，不能最大限度开发其领地，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就会占据这些领地，是之谓天命。”

任何人只要了解德国的政治思想，相信德国朋友公开、坦率说出的想法，就无法否认这些德国人早已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的观念。如果你并不同情这些观念，德国人就会认为，这是外国人心怀偏见而无法理解德国人真正感情的标志。在这方面，不可忽视德国人的种种口头禅，这些俗语时时凝聚了德国盛行的情绪。有些口头禅值得引用：“我们的未来在海上”；“必须手握三叉戟”；“汉萨同盟曾经统治大海，无人挑战，德国必须重振旗鼓，接过遗业”；“没有德意志帝国的同意，世界上任何政治问题都无法解决”；“大西洋帝国欢迎太平洋帝国”；诸如此类。

这些个人表述的重要性很容易遭到夸大。综合起来，累积效应会造成一种印象，德国的明确目标就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德国根据它目前的物质力量，自诩应该获得这样的地位。政治批评用狭隘的观念判断民族的自我伸张，仿佛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可以应用现代社会判断私人行为的同样原则来解决。历史根据国家行为的一般性后果赋予其正当性，手段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几乎不值得考虑。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残暴的征服获得认可，因为征服，产生了全世界出类拔萃的组织，将独特性和持久性赋予古代文明，充分地补偿了征服者政治道德的欠缺。在俄罗斯人眼中，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e II）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他们肆无忌惮地运用狡诈的手段，缔造了强大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腓特烈手段高超，攫取西里西亚，依靠卑劣的诡计，第一次瓜分波兰。俾斯麦为普鲁士机关算尽，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所有这些行径都可以宽恕或原谅，因为强大的德国给这些领地和其他所有领地带来了更加开明的政府、更加广阔的民族生活构想、更大分量的国民光荣传统，胜过了任何其他可能存在的前景。毕竟，德国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吸取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用于当前的政治；有意识地运用武力扩张德国利益，统治当时不情愿的国民，把辩护的重担留给子孙后代。没有任何现代德国人主张：为征服而征服的贪欲是罪恶。但模糊含混的条顿扩张计划（die Ausb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只不过表述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感情——她的民族目标强大而纯洁；她的爱国主义热烈；她的宗教感情深厚；她的能力卓越；她的管理清晰诚实；她成功地探索了政治和科学的所有分支；她提升了哲学、艺术、伦理的品质；她为自己奠定了宣扬德国民族理想优越性的权利。德国人相信的政治箴言是：权利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才能胜利。这种准则很容易转化为“善良德国人的宝剑”（good German sword）。这话经常出现在爱国主义的辞令中，德国理想改造世界的进程如果遭遇任何困难，都会以“宝剑”为解决之道。

上面这些疏略的概述突出描绘了德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特征。人们多多少少可以公正、精确、清晰地声称：德国外交政策源于它的历史，源于德国统治者和政治家的表述和设计，源于公共舆论准确无误的表现。这些原则只剩下两种有待阐明的问题：一方面，它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现实政策；另一方面，它的原则是否跟英格兰和其他独立、活跃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冲突，妨碍它们自由行使其民族权利，完成其自认的世界使命。

我们没有片刻怀疑：强大的德国只要存在并健康地活动，肯定会造福世界。在“善良公民”一词的最广泛意义上，德国体现了最高层次的素质和优点，它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光荣和胜利。如果跟德国特性、德国观念、德国方法有特殊关系的一切不再发挥力量和影响，世界将会无可估量地更加贫乏。英格兰尤其在智力和道德上都跟德国关系密切，因而它同情和欣赏德国心灵的最佳产物——其自然的倾向是：为人类进步的普遍利益，欢迎一切加强德国力量和影响的因素。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德国必须尊重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有功于人类进步；同样有资格享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地致力提升人类文明的境界。英格兰本着健全的直觉，一向支持各国不受束缚地发挥和交流自己的力量。这种做法大体上符合自然本身的发展进程。大英帝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各民族内部组织汇聚在国王陛下的节杖下，发挥本民族的力量。英国在这方面海纳百川、持之以恒，其他各邦望尘莫及。英国人的好运和优点在于采取这种观点，解决民族生命的更高问题。或许，它只能在外交政策领域应用同样的原则，这样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行动中履行其理论和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