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军实施转移（第3/15页）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借鉴意义：

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456]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梯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10月8日，中革军委公布各军团组成情况：一军团17280人，三军团15205人，五军团10868人，八军团9022人，九军团10238人，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共7.7万余人。同时，计划给红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补充9700人。13日，中革军委下令将补充团人员拨付给各野战军团，[457]包括中央两纵队在内的野战军人数达到8.6万余人。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境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关于这一次战略大转移，李德有一个说法是：“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458]

（2）红军转移中蒋介石的对策

随着红军的转移，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实际即宣告结束。作为尾声，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前后蒋介石的态度，事实上，这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发展进程仍然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红军转移开始之初，进展十分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第一个月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75里。[459]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快捷。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460]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应该说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入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骎骎西进。”[461]“骎骎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

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快捷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道：“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462]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谲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对于蒋介石在“围剿”最后阶段的作战可能的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曾有精当的预测：“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蒋的碉堡战术既是其对付红军运动战的手段，还包含着他观测形势发展的战略考虑：“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碉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463]

第五次“围剿”最后阶段，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正因此，素喜在内斗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对“围剿”结局没有放弃开放各种可能性。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464]这段话，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进行政争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种种作为不无参考意义，其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隐约可以窥测到他的如上复杂思虑。“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牵涉到政治地理的复杂形态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的深入，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形重要，1934年8月，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谈道，在合围完成状况下，红军一定会寻找出路，“如窜粤窜浙，均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一定只有下述两条路，一为窜闽，一为从粤湘接壤的地方窜入湖南，再图窜别的地方”。[465]9月底，何键更进一步向蒋报告，据其得到的情报，中共准备西进与湘黔部队合股，并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原驻部队及南路军集合赣州、信丰、安远间，以防匪窜越赣水”。[466]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宜驻良口、赣州、南康”，[467]以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是，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以致红军开始西进时，赣州一带防御相当空虚，“南康县周百里无国军”，而赣州商会则向蒋介石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形成“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468]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