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3/4页）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苏区中央又于1934年9月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1]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在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2]对于一个在群众中生存的政党和政权，这样的现象出现，真可谓是几多伤心、几多无奈。

（2）物质资源

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产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露，许多当年曾在苏区者都能回忆起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局面：“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63]这其中，莫文骅的两段回忆颇为生动：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

一次，我师有一位连长在防御前沿阵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线，企图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令他站住，他还算听话，没有继续越界……保卫干部把那位连长押到师部，我亲自进行审问：“你是起义过来当红军的，由士兵升为连长，组织很信任你，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后难过他说：“我并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事情的经过：“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现在冷静一想，真是罪过，后悔莫及！”对这位连长的问题，本应按军法严处，考虑他为革命立过功，且态度较老实，认罪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发给一条旧军裤，送他到后方服刑。[64]

苏区物资的困乏局面，实行封锁的国民党方面自然最乐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围剿”之初，他们就报告：“匪军缺乏食盐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随着“围剿”的进行，其封锁效果日益显现，国民党军报告中明显可看到幸灾乐祸的成分：“我方封锁匪区以来，匪方对于生活和给养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难，现于俘匪的鸠头鹄面，衣不蔽体，这已是一幕活写真了。”[66]

就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粮食和油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属于粮食略有出超区域，而闽西地区粮食则为入超。不过，赣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当地农民节衣缩食——“乡间多用杂粮佐餐”[67]上，基础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写道：“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68]福建是缺粮省，缺粮差数达30.3%，闽西也属缺粮地区，时人有言：“闽西、闽东又多为贫瘠之区，米谷产量甚少，人民素赖甘薯为主要原料。”[69]不过，更加具体的材料则显示，闽西缺粮尚不十分严重，正常年份下，勉强维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显示的是1935年闽西苏区主要地区所在的第七区稻谷产需状况：

福建省第七区二十四年各县收获稻谷数目及盈亏概况表

从上表看，以盈亏相抵，第七区粮食总体尚略有盈余。当然，1935年是粮食生产偏好年景，该区人口又大幅减少，不一定有足够的代表性。正常状况下，闽西地区粮食略显不足的判断应可成立。

赣南、闽西成为统一苏区区域后，这里的粮食供应从原来并不宽裕的状况转为紧张。尤其军队急剧增加，大批人员涌入，战争及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愈益凸显。

祸不单行，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加上政治变动及战争的影响，粮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长胜为76%和75%，最低的兴国、瑞金、万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虽有增加，但仍未恢复到苏维埃革命前的水平。苏区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缺粮问题，部分缺粮严重地区如富田春荒时“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始严重缺粮，陈云在1934年间谈道：“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72]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如博生城市与赣县、兴国个别区乡），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粮食恐慌不仅出现在苏区辖境，国民党控制的赣南区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陈济棠曾向蒋介石转呈余汉谋的电报：内称“赣南米荒，因无食而吊颈投河者日有所闻。至金坎、快顺、崇义一带均食泥饼，此泥饼亦售六百一斤，职尝之为香粉饼。现虽已派彭李两团到万安掩护谷船来赣，但以水浅每日只行十里，须月余才能到达”。11月，又报告：“赣南今秋水旱失时，晚稻收获仅及往岁十分之三。”[74]可见这一时期灾害确实是影响赣南地区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

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苏区区域压缩，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粮食问题更形严重。1934年初已出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75]的严峻局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76]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77]为节省物资，中央苏区政府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提出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78]由于供给不足，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低于定量：“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79]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趁火打劫，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要求不能收割时，“亦应设法予以销毁”。[80]福建宁化1934年6月报告，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和抢夺，“全县到现在止共损失边区谷子一千七百余担”。[81]永丰石马被国民党军收去谷子达2076担。[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