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2/4页）

青壮年男子基本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30]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更多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31]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主要因劳动力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长汀水口1932年间“一个区荒田有五千七百担”。[32]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单在公略一县，就有二十八万担”。[33]胜利等县的统计数字也相当惊人，到1934年6月，没有莳禾的田地“胜利有三万四千余担，万太有二万五千余担，洛口吴村区有一千五百余担，博生梅江区二千余担”。[34]

由于后方劳动力缺乏，苏区中央制定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1934年春耕中，“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瑞金全县红五月底止，约有二千七百余担田未莳）……原因除了当地耕田队的消极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35]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36]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37]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39]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40]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不断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红军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41]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计划的20%。[42]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43]“太雷县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35人，而省队部规定它发展到8千人。后来龙岗、石城也发生同样现象。”[44]这种屡屡出现的发展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状况，当然绝不能仅仅用所谓工作失误解释。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补充，另方面是后方已经罗掘一空，扩红难免不陷入强迫命令的窘境。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么办法扩大红军？”[45]对普通群众，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46]宁化县扩红时，强迫成为主要方式：

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47]

扩红的压力使各级干部日子也不好过，许多干部因完不成任务遭到各种各样的处罚。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48]江西“龙岗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到一个支部去开会，什么都不说，只一声命令，支部书记限三天完成突击，否则杀头，结果这个支部书记找不到出路吊颈死了”。[49]扩红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当时就有充分的注意：

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绑起来不可……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50]

可是，在军事紧急而人力又严重不足的状况下，要保证前方的兵员供应，巧妇又如何能奈无米之炊。

普遍存在的强迫扩红大大影响了红军的素质。在扩红过程中，为完成指标，地方经常是“胡乱收罗”，各地扩红“很少注意对质量的选择，只是为着凑人数乱拉，以致扩大新战士，妇女小孩要占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51]于都工人师征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兴国模范师成立时，5161人的成分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岁数的成年人占大多数。[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扩大红军567人，其中31岁以上的120人，18岁以下的86人，两者相加占总数的40%。[54]这一比例随着苏区的不断扩红还在增高。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30～40岁之间。[55]这些人多已有家累负担，体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为主组成的军队，凝聚力和作战力无法不受影响。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来不及必要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国民党方面资料记载：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有些新兵“仅训练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补充、参加作战”[56]。蒋介石则观察到：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中共方面有关记录也不避讳训练不良的事实，高虎脑战斗中，战斗在前线的红三军团四师新兵众多，“许多人还不会投掷手榴弹”。[58]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部队发生逃跑问题后也总结道：“干部太差，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红十三师战斗力应属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59]由于缺乏训练，“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