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转基因”（第3/3页）

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风范立人做事的。

而鲁迅不愿做“君子”——如绝不行小人勾当和反感成为人格榜样——这乃是由于他之甚缺兼容并包的襟怀和长期纠缠他的“憎恨的痛苦”所决定的。

他们都是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侥幸存在的人物。

胡适的千年唯此一“书生”的文化“气象”也是不可复制的——以我的眼看来，中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胡适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识分子们身上不会再现特征。

四、关于郭沫若，便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基因”，在中国当下及以后几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将还会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对当官（其实大抵是当管文化知识分子的官）这件事的不同感觉而决定体现得明显与不明显。普遍规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鲜明。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素质还是进步多了的，表现如下：

1．凡需表态（除非事关国土完整、国家分裂与否），都更愿以低调为好。高调的、激扬文字的、哗众取宠意图分明的表态，已基本上为文化知识分子所不耻。偏演此技者，定遭同类侧目。

2．倘同类又上什么名单，落井下石者鲜见矣。即或其言行的确与自己之见解或主张相左，也只不过表示遗憾而已。若并未被要求表态，则大抵沉默。趁机充当棍棒，采取诛心之法，置同类于雪霜之境以博青睐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鲜闻。并未绝种，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滤掉具体语境，对某同类之发言断章取义，归纳成“黑话”，匿名或实名向有关机构打小报告，目的在于表忠取宠的现象也少了。我从青年时期便深受此种现象之苦，极厌之。如今此现象也并未完全消除，但同类之间的出卖确已被公认是卑鄙行径了。工作性质的汇报却还是常态——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万岁。有的话别当人家面说才好，你说了，使人家为难。不汇报，人家失职，可能要被问责；汇报了，人家觉得对不起你。所以须懂事。这点道理，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分子开始认同。

在胡适们的时代，文化知识分子们最为关注的乃是民族与民权问题。民生虽哀鸿遍野，文化知识分子们发声的重点倒不在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国情，不同时代的文化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权——中国之文化知识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么也卸不下来，那么在这两方面还是有些作用可以发挥的。

写到这里，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适了——他们之教育兴国、法制医国，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径，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时耳。

现在之中国，当然还是需要鲁迅精神的；而我却希望蔡元培和胡适的“基因”，在自己和同类们的言行中也有所现——人格上可敬起来，话语权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